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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与传统文化8 三　　徘徊在义理与事为之间： 经史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 经与史，或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共执学术界之牛耳的 “显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中，它们位居甲乙，我中有 你，渊源互接，难分难舍，从而共同担负起传统政治下体用之 学的重任。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政治环境、学术氛 围的差异，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呈现出变化万端、纷 繁复杂的特点。两者之间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又在很大的程度 上影响到传统史学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将详细地分析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里经学与史学之间关系的演变，并进而探讨这种演 变对中国史学所产生的影响。 从史附于经到经史分途 经学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官僚士大夫，对以孔子为代表 的、经过官方法定的儒家书籍的阐发和议论。虽然早在先秦时 期的《庄子》一书中就有“六经”之名；但是，具有后世那 种意义上的经学，则是西汉中期以后的事。故而，在汉代以前 的学术中，有史学而无经学。这是“史先于经”的时代。 ①《庄子天运篇》云“：丘治《诗》、《书》、《礼》、《乐》、《易》、 《春秋》六经。”又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 详请参阅本书第二章相关部分。 第 49 页 西汉建元六年（前，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诸 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至此，战 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宣告结束，中国传统学术进入了 “儒学独尊”的时代。在这种政治背景和学术氛围之下，整理儒家 典籍，并根据最高统治者的现实政治需要来阐发、疏解这些典籍 的思想要义，遂成为一时风尚“。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 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中国传统社会的“绝 学” 经学，由此而蓬勃发展起来。儿宽“见上，语经学，上悦 之” 所谓“悦之”，正表明经学适合了皇帝的口味。汉代的卫贤、 匡衡、贡禹、薛广德等人皆因通经术而位至丞相、御史大夫。正如 经学家夏侯胜所说的那样：“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 耳。这样，经学不但成为官方正统思想的理论依据和经世治国 的典章方略，而且还是断案决狱的法典、判断是非的标准。汉儒 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诗经》当谏。甚 至在庙堂之上，也每每以儒家经义折中是非。对此，清人赵翼在 《廿二史札记》卷二《汉时以经义断事》条中，举证最详。兹不妨引 录一段“：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中是非。 如张汤为廷尉，每决大狱，欲传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 《春秋》者，补廷尉史，亭疑奏谳。儿宽为廷尉掾，以古义决疑狱， 奏辄报可。张敞为京兆尹，每朝廷大议，敞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 ①《汉书董仲舒传》。 《史记儒林传》。 《汉书儿宽传》。 ④《汉书夏侯胜传》。 第 50 页 报是也。今见于各传者：宣帝时，有一男子诣阙，自称卫太子，举 朝莫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至，即令缚之，或以为是非未可知，不 疑曰：‘昔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 先帝，已为罪人矣。’帝及霍光谓之曰：‘公卿当用经术明大义 者。’匈奴入乱，议者遂欲举兵灭之。萧望之曰：‘《春秋》，土侵齐， 闻齐哀侯卒，引师还，君子善其不伐丧。今宜遣吊问，则四夷 闻之，咸服中国之仁义。’宣帝从之，呼韩邪单于遂内属。 ??”从国家的内政到外交，都得援引儒家经义来折中是非， 据以决断，说明经学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已日益密切地结合起 来，处于当时文化领域的主导性地位。 在这种儒术独尊、经学盛行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气氛下，产 生很早并已有着多方面成就与建树的史学，也毫无例外地成了 经学的附庸。战国初年成书的《左氏春秋》到汉代变成《左氏 春秋传》，便是史学依附于经学的明显例证。因为，这一称谓 的改变，不仅意味着经学的独尊，而且表明史学著作已成为儒 家经典的注脚。至此，史学已失去其作为一门独立学术的地 位。 在这期间，司马迁写出了著名的《史记》。该书虽然创造 了史书编撰的新形式，但是，作者所表现出来的著述精神却依 然是上继《春秋》的。至于《汉书》，班固在其自叙中更是明 确表示，它“傍贯五经，上下洽通” ，这一点也正是他撰写《汉 详请参阅本书第二章及雷家骥：《两汉至唐初的历史观念与意识》第二 章。 ②《汉书自叙》。 第 51 页 书》的经典意义所在。这种浓厚的儒家经典意识，表现在《汉书》 的诸志、表之中，亦更为强烈。这样，一方面历史著作被视为儒家 经典的注脚；另一方面，历史研究的目的也完全被局限到对儒家 经典的继承、弘扬和发挥这一经学范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学 术界自然没有单纯的史学可言。这是史学依附于经学的阶段。史 学对经学的这种依附关系，反映在《汉书艺文志》中，就是历史 著作或附骥于《六艺略春秋类》之后，或寄著在《诸子略儒家 类》之中。 史学对经学的这种依附关系，在东汉后期开始出现微妙的 变化。大约在东汉的桓、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