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法西斯.docVIP

苏联法西斯 在苏联大清洗和历次社会政治运动中，不仅仅有按反革命和最危险国事罪被判刑的，还有很多按其他原因被判罪的，如所谓破坏集体财产罪、破坏国家财产罪、破坏生产罪、破坏劳动纪律罪、不能完成播种计划罪，等等，其中有大量过不当罚、罪不当判的受害者。 最有代表性的是1932颁布的麦穗法，一些人只是在集体农庄麦田里揪了几穗麦子，就要被关进劳改营达10年之久。这些人都是按刑事罪判决的。实在,他们作为破坏分子，犯了破坏集体财产罪，属于政治罪。 类似的例子在那个时代非常多。如在弗拉基米尔省苏兹达尔区，两个少年由于夜间牧马时在集体农庄菜园里摘吃了3条黄瓜，他们就被法院判了8年徒刑。事实上，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还有30万人由于没有出工、没有完成劳动日的任务、捡了麦穗以及其他题目被判刑。 这场弹压运动还波及到各个领域。在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等等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放逐。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载，得靠师徒代代相传。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v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0年6月26日，通过了《关于转变到八小时工作日、七天工作周和禁止职工擅离企业和机关职守》的法令。依据法令，职工擅离职守、迟到或早退，要判2个月到半年(还要扣除25%工资)就地劳动改造。按照这种破坏劳动纪律罪，仅在1940年下半年，就有209万人被判刑 在肃反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很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鞭挞和欺侮，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假如把后面这些数字全加上，斯大林时期，被直接弹压的人数当在2000万左右，占全苏总人口1.9亿的1/10。难怪胡乔木曾经感叹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独裁暴虐的统治。 富民没有被列入弹压、迫害、枪毙的名单之内，和那些遭弹压的各级官员、学者、作家等不同，后者多数得到平反昭雪，而他们并没有得到官方的平反，连死亡的确切数字也难以统计。但他们是遭受弹压的最大群体，则是不争的事实。 最早正式透露这一死亡人数的是斯大林本人。1942年8月14日，斯大林在同丘吉尔谈话中透露，集体化期间富农死亡人数达几千万。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次对话： 几百万德国士兵，他们在投降以后进了战俘监狱，凡是没有被送到邻国强制劳动的人，现在可以陆续回家了，但是，落到苏军手中的人就麻烦了。这样的不幸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正如阿尔萨斯人阿尔弗雷德·绍布所说的，谁有运气，谁就留在西方。他讲述道：我没有回苏联去坐牢，我回到了斯德丁。1945年8月一1946年1月17日，我住在斯德丁，在码头上给人家装卸货物。苏联剥削德国，把所有工厂洗劫一空，拆毁了铁路，把机车装车运走，输出粮食和食糖：这就是我们在斯德丁监狱从事的劳动。 苏军把抓获的大部分战俘送到了本国国内或西伯利亚。到了那里，他们在苏联首都的莫斯科河两旁建造了硕大无比的住宅区，人们至今还管这里叫德国家园，他们有的被送到顿涅茨煤田，或到西伯利亚的古拉格服苦役。最后活下来的人事后记述了这段苦难的经历，有些好心的苏联人对他们表示理解和支持，把他们当人看待，场面十分感人，当时有很多人没有活下来。1945年，有310万德国士兵成为战俘，进了苏联的战俘监狱，在10年的时间里，死了220万（在德国的570万苏军战俘只有240万活下来）。在很多收留所都爆发了瘟疫，患疟疾的人有气无力地躺在污水横流的泥地上。西方盟军收留所死了大约10万人，苏军的收留所死了大约110万人。在南斯拉夫投降的194000名国防军士兵中，有8000人死亡,大约有1200万德国士兵在战争结束时没有成为战俘，他们是幸运的，大约有500万人在夏天就回到了家。 下面我们举一个下西里西亚的例子，这是格律恩贝格主教格奥尔格·戈特瓦尔德牧师报道的苏军进驻以后的残暴行为：1945年2月14日，苏军进入格律恩贝格，35000居民中，只有4000人留在城里。按照苏军士兵的说法，在这个城市和郊区，他们放假三天，可以任意抢劫， 实际上不是三天，而是几个星期。到处浓烟滚滚，整个街面全部被烧毁。到6月中，全城有电，没有水，仅靠几口水井远远不够。自来水厂和发电厂已经被炸毁，加油站已经无油可加。 在这个城市，不分白天和黑夜，经常能听到被蹂躏、被强奸的居民的痛苦啼声。妇女和姑娘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我亲眼看见并埋葬了一些尸体。 这样的暴行有多么可怕，下面的事实就可以证实：在全城留下来的4000人中，头两个星期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