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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该如何培养人才 今天我们该如何培养人才 复旦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天我想主要谈谈“博学”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问题。通识教育一直是个热议的话题，即使在通识教育已经实行了近一个世纪的哈佛大学也是如此。在这里，我不想去探讨通识教育的定义和概念，而更加关注通识教育的意义和实施方法。我比较赞成台湾教育学者黄坤锦的看法，即，通识教育是要给学生某些价值、态度、知识和技能，使其生活得恰当舒适和丰富美满；要让学生将其现实生活中的富丽文化遗产、现存社会中的可贵经验与智慧，能够认同、择取、内化，使之成为个人的一部分。今天讨论通识教育，实际上关系到一个非常核心而重要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培养人才？ 教育之目的是育人 坚持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是大学须臾不可脱离的。如果我们的学生只是想学一些所谓的实用知识，甚至只是为了一纸文凭，并藉此谋取一个好的社会职位，那么，我们的大学教育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为了贯彻正确的教育理念，我们必须开展通识教育。近代英国的哲学家、教育家罗素认为，早在古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已经认识到，教育并不仅是一个知识传播的过程，因此学校所应起的恰当作用就是要“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不带成见与偏见的探索精神。如果一所大学不能完成这项任务，那么就说明它堕落到了只会灌输的水平”，“教育就是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独立思考”。 中国古代的教育家们也从来没有将知识的传授看作是教育的唯一目的。孔子是世界上公认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非常强调教育在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并认为教育就是要培养“君子”。孔子把“君子”作为一种有道德标准的理想的人格，所谓“君子不器”并非轻视应用性知识，而是设定了一个道德标准，即，“君子”不仅具有知识，而且有道德，是一种人格、一种楷模。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君子”，需要有技能，但不应该拘泥于某一方面的技能：教育不只是让人学会某种谋生的技巧，而是能够成为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承载起社会道德价值的“君子”。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在受过教育以后，应该在人类社会上弘道。所谓的“道”，就是规律，是好的德性，是一种社会责任，是一种带有理想和真理性质的东西。 因此，说到底，教育最根本的理念，即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每一个人的发展。瑞士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为人在世，可贵者在于发展，在于发挥各人天赋的内在力量，使其经过锻炼，使人能尽其才，能在社会上达到他应有的地位”。华中科技大学杨叔子院士的诠释就是，“教育不是制器，而是育人”。所谓“制器”，就是把一个人培养成只会干某类专业工作的一部机器。 既然教育不是制器，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育人呢？潘光旦认为，在中国古代教育著作《论语》和《礼记·学记》里，不但找不到一个“训”字，而且突出了一个“学”字，“学”字出现的频率远远超过了“教”字。因此，真正的教育不应有“训”的成分。必须指出，以“训”为手段的教育是危险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罗素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在实行军事独裁的国家……教育是大大地退步了，这种退步包括四点：一是严格纪律的恢复；二是绝对而不问事由的服从；三是对老师唯命是听已经到了一个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识方面消极地接受灌输，而不是积极地接受启发。 ”他认为，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双重性格的人，即，“对在上的人要服从，要怯懦，对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蛮不讲理”。不幸的是，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印证了罗素的担心。因此，我们应力求审慎，检查一下在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中，还存在哪些不符合教育最终目的的东西，并予以坚决去除。我们的教育一定要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以及不带偏见和成见的探索精神”为基本目的，一定要坚持实行学生自我学习和自我管理为主的教学方式。 为了真正实现大学应有的功能，我们要开展通识教育。说到大学的功能，二战时期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詹姆斯·科南特有过一个定义，“大学就是学者们高度独立的自治区”。在这个自治区里面，对学生进行专门化的教育，促进知识的进步，同时进行博雅教学，使大学成为“涵养、博雅教育的场所”。这一点极其重要。柯南特还认为，“大学不仅仅是时代的反映，更是影响时代的模范和典型”。 既然大学是知识教育和道德的领导者，坚持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是大学须臾不可脱离的。因此，我们的通识教育一定要坚持学术为本、道德为上的基本原则。在此原则下，我们的通识教育必须培养学生具备专家的知识能力、广博的视野和道德的勇气。如果我们的学生只是想学一些所谓的实用知识，甚至只是为了一纸文凭，并藉此谋取一个好的社会职位，那么，我们的大学教育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通识教育必须立足当今，思考未来。纵观耶鲁、哈佛通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