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性公共产品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控制——对户籍制度的一个新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pdfVIP

歧视性公共产品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控制 ——对户籍制度的一个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叶建亮 (浙江大学) 到城市来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户籍政策严格限制了城市户籍人口的扩张，但是伴随工业化的快速推 进，城市实际就业和居住的人口在显著的增长。户籍政策所控制的城市公共产品①分享体制和 城市实有人口之间的冲突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而日益加深。由此引发了 社会各界对该问题的热烈讨论，这些讨论总体上是从两个方面展开对户籍制度的探究、质疑或 者是辩护，一是户籍制度所内含的歧视性的公共产品分配政策，二是对人口自由迁徙权的限制， 主要是城乡人口自由流动问题，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城市人口控制问题。尽管在价值判断层面上， 现行的户籍制度存在诸多的弊端因而必须尽快加以废止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关予户籍制 度更为具体的内在结构和演变过程，在实证意义上的讨论却仍然缺乏。尤其是，在讨论户籍制 度的时候所必须不能忽略的，上述户籍制度两个最为基本层面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梳理，仍然 没有得以令人信服的展现。 显然，割裂的讨论歧视性公共产品分配制度和城市人口控制问题，尽管有助于在价值判断 上进一步强化户籍制度的不合理性，但是却无助于增加对户籍制度内部结构关系的更为有意义 的解读。因为从户籍制度的演变来看o，歧视性的公共产品分配制度和城市人口控制之间存在 着某种特殊的对立关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非歧视公共产品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 的严格控制是并存的，政府一方面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但是，对于进程获得工作的 (通过所谓的农业户口向非农业户口的身份转化)的劳动力，则获得与原有市民同等的享受公 共产品的待遇。一些研究都意识到，这种以分配上的非歧视但对迁徙上的严格控制为特征的户 籍制度在实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正式 的户籍制度条文上的变化并不是很大，但是伴随城市企业产权改革而引发的企业用工制度的变 革使得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变得相当普遍。而与此对应的，在城市公共产品的分配上，却采取 了较为显著的歧视性政策，即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并没有获得像计划经济条件下那些 通过招工进城的人一样，同等享受城市公共产品的待遇，尽管在城市公共财政的税基创造上与 原有的市民的贡献并无显著差别。这种公共产品分配上的歧视性与城乡人口流动的相对自由性 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制度演变得重要特征。不过，最近几年，随着歧视性公共产品分配 。城市公共产品在目前的关于户籍制度问题的讨论中并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加以阐述。本文所指的城市公 共产品是指城市劳动力工资之外的其他补贴，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这些产品在传统的研究文 献中往往作为城市劳动力的隐性工资收入．但是，由于这些产品的供给绝大部分是由城市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支 付的，并且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共享性的特点，而且带有显著的收入性质。 圆出色的回顾性研究可参见万川(1999)以及王海光(2003)。 回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伴随的城市粮食供应严重紧缺，迫使政府实行了农产 品统购统销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行，拉大了工农业剪刀差。导致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造成城市的人口 负荷量骤然增大和城市公共产品的短缺。为此，政府通过户籍制度控制城市人口数量。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城市 户籍的控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所采取的低成本推动工业发展战略的一种途径(王海光，2003)。 167 政策在价值判断上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旨在消除公共产品分配歧视的政策陆续出台，关 于城市人口控制问题则又相伴而生的被提起。我们注意到在最近一轮的“十一五”规划和城市规 划修编中，一些城市的人12控制逐步进入公共政策决策议程①。由此更加让人有理由相信，歧 视性的公共产品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控制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关系。我们将借助一个新政治 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试图探讨公共产品的分配政策和人口流动(当然，主要是农村向城市的人 口流动)之间存在着何种内在的逻辑关系。这种新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