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名凯先生在燕京大学(1931——1949).pdfVIP

高名凯先生在燕京大学(1931——1949) 梅祖麟 高名凯 （1911-1965）先生四十年代在燕园见过，那时我还是个 中学生。再过几十年，我在美国研究汉语语法史，又读过高先生语言 学方面的论著，最后一次是 2007 年重读 《汉语语法论》。这篇纪念高 名凯先生的短文，一则是怀旧，二则是表示对前辈学者的敬仰。 高名凯于 1931 年秋进入燕京大学哲学系，1935 年毕业后继续入 研究院哲学部深造。1937 年 9 月，燕京大学派遣高名凯去法国巴黎 大学学习语言学，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 （Henri Maspero ， 1883-1945），1940 年 5 月获文科博士学位。时值二战初期，1940 年 6 月巴黎被德军攻占。高名凯 6 月即偕新婚妻子陈幼兰女士启程回国， 因战争影响，辗转海上和亚非各地，直到 1941 年一月才回到母校， 在国文系任教。《汉语语法论》（1948 年初版，上海，开明）的 《自 序》对这本书的开始和完成有段动人的回忆。全文抄录如下： “转眼已是四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在燕京大学讲授 ‘中国文法 研究’，课余之暇，略作思考，颇有一些新意见。于是就想写一部关 于汉语语法的书。没有想到正在搜集材料的光景，（1941 年）十二月 八日的风波却给我带来了一个难堪的生活局面。在日本军警的监视之 下，燕大同仁算是完全失去自由了。然而我却居然能够镇静的坐了下 来，开始我的 《汉语语法论》的著述，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觉得很可 玩味。本书的 《绪论》的一部分就是在这时期写成的。让日本人监视 了三个月之后，我就迁居城内，同时又应了法国朋友杜柏秋先生 1 （J.P.Dubosc ）的邀请，担任了中法汉学研究所的研究职务。我每日 到所和甘茂德子爵 （Vicomte de Kermedec ）共同研究中国文字，翻译 中国小文，六小时的疲惫工作之后，白天的剩余时间又得花费在生存 的挣扎上。可是，我对于汉语语法的探讨，却仍然感有极大的兴趣。 所以对着一盏蓝色的菲力浦电灯，继续我的工作。本书也就这样的居 然能在竟天弥漫炮火的气味中完成了。 本书完全是用尝试的态度写成的。我觉得坊间所有关于 ‘中国文 法’，‘国语文法’之类的书籍都未免太过于模仿西洋的通俗语法格局， 而不是对汉语语法作下正确的分析。因此，我就根据语言学的原理给 汉语语法尝试的整理出一个科学的系统。所解释的虽未详尽，所取的 路径则自信比较的正当。这其实只是我的初步工作。我的希望也并不 大，不过是给大家做摇旗呐喊的先锋而已。 我曾作过哲学的冥想，思索是我的癖好，因此，本书对于理论上 的探讨也比较的偏重，书名《汉语语法论》也正为此。昨得林焘君成 都来书，说是李方桂先生认为我的 《汉语介词之真价值》（Essai sur la valeur r éelle des particules pr épositionnelles en Chinois ）哲学气味甚 浓。本书确是一部理论的著作，但我不知道李方桂先生读到本书时仍 觉得哲学气味甚浓否。 我对于语言学发生兴趣是业师陆志韦先生的鼓励，我对汉语语法 进行研究是马伯乐教授 （H.Maspero ）的指导。然而本书完稿之日， 马伯乐先生却已经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惨死在德意志的集中营里。我 在万分悲悼之余，愿将本书献给马伯乐之灵。 2 我得感谢杜柏秋先生，周作民先生和陈伯流先生。没有他们，我 恐怕都已经成为饿鬼了。这部书之所以能得写成，这几位朋友所给我 的帮助实在是第一功。 书成之后，蒙洪煨莲先生阅过一遍，陆志韦先生阅过一遍并愿作 序；出版的事情，又蒙郭绍虞先生诸多帮忙，也应当在此致谢。 民国三十五年元旦日序于北平燕京大学 《自序》谈到的几件事，下面根据 《燕京大学史稿》以及其他资 料做几个脚注。 1．《汉语介词之真价值》是高名凯向巴黎大学文科提出的博士论 文，1940 年 5 月通过。1946 年 1 月成都的燕大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