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史学传统与史官文化.pptVIP

董狐是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当时晋灵公暴虐无道， 不但聚敛民财且任意残害臣民，执政大臣赵盾多次劝谏，他不但不听，反而蓄意杀害。他派人刺杀未遂后，接着又在宴会伏兵击杀，也没有成功，赵盾不得已被迫出逃。当逃到边境时，听说晋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董狐以“赵盾弒其君”记载此事，以示笔伐。赵盾解释说灵公是赵穿杀的，不是他杀的。董狐说：“你身为执政大臣，逃亡未离国境，回到朝中不讨伐弒君乱臣，如果说这件事与你无关，谁会相信呢？” 当时史官的“书法”是依礼义记载的，从各种迹象显示赵盾不但与弒君脱不了关系，且身为执政大臣不讨伐弒君乱臣，也不合乎礼义的原则，故董狐定以弒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认为董狐是古代的良史。 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后世正直的史官坚持不懈的继承下来。 * * 第三节 史学传统与史官文化 主讲人：王传瑞 组成员：李永明 佘定鹏 王传瑞 2011年4月22日 【史学】 史学是人文学科的基础，是一门将人类集体记忆系统化、符号化的学科。人类的历史已经有数百万年，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几千年。人类学会用文字记载自己的历史，划开了文明与野蛮蒙昧的第一条分界线。如今，任何一个能够在地球上立足的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成文历史。 【史学的发生】 史学的发生可以追溯到文字产生之前。人类遇到困难，逐渐有了类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和“察往以知来”的认识，肯定保存历史知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当时文字尚未产生，只好凭记忆和口传，保存一些重要的事实。最初对历史知识的要求比较单纯，能记住一些要点就行了，所以记忆和口传是能够胜任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专门记录往事的史官。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最早的史官由盲人担任，称为“瞽史”。盲人的听力和记忆力比普通人强，适宜讲述故事。在没有文字，或已有文字而书写条件十分困难的时候，要想保存历史事件的具体情节，利用盲人这一特长是自然的选择。远古时期的历史传说能流传下来，应归功于瞽史的作用。瞽史所保存的历史故事的主要情节或纲目，后经笔录下来，就成为“瞽史之纪”。在西方，史学导源于古希腊。而古希腊最早的史料，出自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荷马也是一个盲人。在这方面，不同的文明是相似的。 史学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关心未来，关心人类社会的历史前途。中国先民对于过往与未来的关系，很早就产生了一种朴素的辩证认识，即“彰往而察来”（《易·系辞下》）。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史学思想的源泉之一。司马迁著《史记》，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思想，提出了“述往事，思来者”的撰述宗旨，即叙述过去的史事是为了使将来的人读其书而有所思。《汉书·司马迁传》颜注谓：“令将来之人，见己志也。”是深得太史公之意的。司马迁之志是什么呢？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所得，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之所得。这正是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伟大之处（以上引司马迁语，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此后，这一思想不断发展，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所谓“多识前古，贻鉴前来”（唐高祖《命萧璃等修六代史诏》，《唐大诏令集》卷81），成为史家的共识和史学之一个基本任务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永久的伴侣。 【西方的史学传统】 西方的史学传统，从古希腊希罗多德开始，就是私人编纂，个人修史。当时的另一位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我甚至不相信我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史著，恐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认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也是很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种独立思考和追寻真相的精神，成为西方史学的一个传统。 中国的史官传统 在中国，不迟于商代就设立了史官。史官是有了文字记事之后，接替瞽史职务而出现的。史官终身任职，父子世袭。史字的本义由史官的职务而来。王国维在《释史》一文中说：“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 中国古代史学虽然有官修、私修、奉诏私修几种情况，主流却一直是官修。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史书的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