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日差别比较.doc

解释十九世纪中日两国命运差异原因 [摘 要] 十九世纪的中国和日本都受到来自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两国在与西方较量处于下风后均采取了相应的改革，但同属封建制的两国却从此走上了不同的命运。本文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出发，从多个视角解读为何中日两国的改革成果和命运会如此悬殊。 [关键词] 十九世纪 中日命运 原因分析 中日两国在十九世纪均接触到了西方工业文明，这对于两个封建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冲击。两国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均对国内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反思，并在学习西方先进工业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但由于内外部原因的共同作用使得两国的改革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中国一步步滑向了半殖民半封建的悬崖，而日本的国力却日益强大，渐渐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的查找和阅读，作者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命运发展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十九世纪两国的内外部环境差异 任何事物都是内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中日两国的命运变化也不例外。这一时期中日两国内部政治体制的差异以及外部国际环境的差别都对这两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部分侧重从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两个角度剖析中日在19世纪不同结局的原因。 （一）国内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环境大致有政治、文化和经济三方面因素。 首先是政治因素。中国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中央对地方控制极为严密。垂直型的权力结构使清政府成为唯一合法的权力中心。广泛和深入的改革遭受极强的限制，甚至推行一点小修小补也举步维艰。这种体制保守拒变，所以说“政治结构的衰败是中国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主要原因”。而日本虽然也是封建专制，但区别在于没有绝对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体制。天皇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实权却集中于幕府,地方诸侯隶属于幕府，这体现了日本特色的合法性与实权之关系的特别性质—“高权威不掌握同样的高度实权，但却颁授合法性给那些掌握实权并利用前者的权威行使权力的人。”但幕府对藩国的控制远不及中国严格，各藩都有相对独立性。这样使得封建主义的锁链可以在一个最薄弱的环节被击断，打破中央的统治也容易一些。这种封建体制上的不同导致了中日在各自改革中的推行力度，效果有巨大不同。 其次是文化因素。从文化特征来看，中国有五千年历史，并长期处于文化领先地位。把中国以外的民族和国家统称为蛮夷、藩邦，有充分的文化优越感，导致了自满、自大。在孔子和孟子提出的思想“夷夏之防”的影响下，统治者既鄙视域外文化，又严密控制中外交往。即使偶尔接受一些外来文化，也总是看作是“天朝”对“夷狄”仁爱、怀柔的一种策略。儒学才是传统文化的唯一核心。儒学才享有在中国的独尊地位，所以中国的文化特征是自尊、自满、自大的一元的闭关文化。日本则不同。日本虽然也有民族特色的大和文化,但这种文化本身就是在不断吸收来自中国、印度和朝鲜文化的过程形成的。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理曾反驳李鸿章对日本国内欧风盛行的谴责，他说：“……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长处是我国传统。”神道、佛学、儒学、兰学都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日本文化特征是谦虚的，善于学习的多元的开放文化，“这一优点使它对外来事物具有较高的容纳能力。”闭关与开放，一元与多元势必导致中日发展进程的不同。 从对西学反应看，日本反应敏捷，自1543年葡萄牙人始通日本后，日本的精英阶层开始敏锐地意识到在三国之外，还有一个文明的西洋世界。1774年，以杉田玄白为代表的兰学家翻译出版了《解体新书》，证明了荷兰医学的正确性，纠正了传统中医理论的错误，引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和批判，揭开了日本学习西方、追求现代化的序幕。直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开眼看世界的著作诞生作为标志，完成了由传统世界观到现代世界观的转变，早期现代化才得以启动。可见，日本现代化的启动发轫即比中国早了80多年，由于幕府大力提倡学问，奖励办学，在日本3000多万人口中，男子有45％左右的人识字，这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差无几。建立近代教育制度之，日本的教育事业更为普及，创造了当时亚洲最高的就学率，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国民一批由旧武士、农民、市民等阶层转化而来的实业家，成为将外来的工业文明转向内部的强有力的承担者传统士大夫醉心科举八股具有一定资本、事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中国现代化缺乏民间的“承载者”和应有的智力支持。 封建社会的后期，日本史学一般称为近世。近世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幕藩领主的土地所有和小农耕作的农奴经济为基础的幕藩制。土地租佃关系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形式，国家对土地的占有和对民间土地占有的干预 （二）中日双方统治阶级对于西方先进现代化经验学习态度不同 一句话说得好：“态度决定一切”。面对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发展经验，两国政府的对待态度使得两国对于西方现代化成果的引进和发展成果产生了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