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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P Master Class 现象”断想 　　王瑶选入了1999年度WPP Master Class（注：由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组织――荷赛组织的目的在于培养有前途的年轻一代新闻摄影记者的活动）。这已是连续入选的第五位中国青年摄影师了。十分有趣的是这五位年轻人（两女三男）――黄文、孙京涛、刘昕、陈远忠、王瑶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这不得不使我再次陷入沉思（去年我和孙京涛曾探讨过这个问题，见《中国摄影家》1998年第5期）：剔除年龄因素，中国还有那么多摄影师，为什么就选中了他们几位？因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可受过高等教育的摄影师绝非仅只他们五位，为什么又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 　　无疑，高等教育对他们的入选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一般而言，大学教育除了教授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给学生培养一种学习方法，一种学习习惯，锻炼学生的思维判断能力，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这是由我们的教育观、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所决定的。作为学生，在学校学得知识当然重要，而是否掌握学习方法、是否养成学习习惯、是否具有较高的思维判断能力、是否能把所学知识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则更为重要。应该说中国人民大学和他们的新闻系在这方面是做出了成绩的。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说，是“为国争了光”。 　　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只是他们这几位？孙京涛曾经告诉我他们在学校时的一些情况――“老师认为称职的记者应该是一个杂家，365行都必须了解，甚至在有些方面要成为专家。如果想成为杂家，老师建议我们要读许多书，比如《艺术哲学》、黑格尔的《美学》、席勒的《美育书简》以及宗白华等人的著作。而选修课方面，老师要求大家选修包括《美术》这样的课程。我们都向‘杂家’这个方向努力，但老师并没有告诉我们成了‘杂家’以后该怎么办。‘杂家’仅仅是个目标，下一步迈向哪儿谁也没有告诉你。所以走出学校前，黄文、刘昕和我都在学校图书馆读了大量的书，谁也没敢偷懒，都很勤勉。应该说这些课外的书，对我们以后从事的摄影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当我们选择去读这些书时，就意味着在选择摄影。”为什么他说“当我们选择去读这些书时，就意味在选择摄影”？我以为“选择摄影”就是指解决摄影什么和为什么摄影的问题。就是指你选择了什么样的摄影观念。而摄影观念又会因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各异而各有不同。正因为如此，他们几位的摄影才会异彩纷呈。还是孙京涛在谈到读书时说的：“比如我就有选择地读了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者，像蒙田?加缪，甚至于像休莫这样一些人的书，他们关于人文和人道主义的一些论述，当然还包括中国儒家的孔子、孟子等人的一些论述（观点），我认为它们构成了我们关注人和尊重人的精神内核。且这些显然又是纪实摄影和报道摄影最值得炫耀的价值观。”由此，我比较能理解他为什么去拍《幸福路》，为什么在拍《泰山挑夫》时遇见挑夫救人又毫不犹豫地加入救人。 　　可见，受教育只是一种途径，读书则是一种选择。读书学习――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会判断则是每个人需要独立解决的事情。而其中最重要的乃是需要解决结构自己的知识体系的问题。 　　这些年，WPP对众多中国摄影师早已不陌生，WPP Master Class也多有介绍。一旦入选WPP Master Class，除可出国与国际知名的摄影师和图片编辑以及大有作为的各国年轻摄影师互相学习、了解、交流，共同生活一段时光，还可获得不菲的专题摄影拍摄资助。然而入选是有先决条件的：一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下；二是职业――必须是职业摄影师；三是语言――必须能用英语流利地对话。实际上，中国30岁以下的职业摄影师为数很多，但英语口语流畅的相当少。很多人因此失去了机会。这时候，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通过受教育和学习所获得的知识有利于把握机会。不是很多人都对出国拍摄新闻十分感兴趣吗？不懂外语怎么与外国人沟通？怎么能发现、把握、获得新闻？又怎么能既追踪其背景，也跟踪其发展？不懂外语在和平环境尚无大碍，可一俟进入战场则关乎你的性命。新华社的“唐老鸭”――唐师曾英语据说十分流利，去中东战地采访也不忘在背心上用中文、英文，关键是阿拉伯文写明他的中国身份。今天在科索沃，又有多个中国年轻摄影师在战地采访，其中胡海昕据说是俄语专业毕业。黄文英语、德语熟练。我坚信，为着世界和平事业拍摄战争，就是为了制止战争。在战时懂外语有没有意义想必不用我回答。即便是在和平环境，懂外语跟外国人交流也方便得多。加之信息时代已经到来，不用跨出国门就可在网上访问数不胜数并不断更新其内容的网站，许多过去没法看到的照片、影展，现在只需在电脑键盘上点几下就近在眼前；更可喜的是你可以自己在网上设置站点办个人影展，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示你的照片。 　　在这里，我们虽然讨论的只是摄影人会否外语对于摄影的意义。实际上我们所学的各种知识对于我们能否明白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