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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记录就是选择沉默吴文光访谈 　　《大众DV》：记得在北大做观影会时，您说看到这些农民影像就像“一个中年男人遇到一个小姑娘，忽然产生了一种狂热想法，丢下一切，与她私奔!”而这些成果如何能让您产生这样的狂喜和冲动? 　　吴文光：这是一种所谓“老房子着火”的意乱情迷。(呵呵，我喜欢用这种比较通俗的比喻。)实际上是在我个人在对从前所做的一切事情不断产生疑问，不断地反省自己的时忽然遇到了村民影像计划。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一件象牙塔里的事情，而是身上痒痒，自己动手挠挠的事情。 　　当然，并不是村民影像计划让我能找到什么解释或答案，对我来说，这个计划是一种通道。长久以来，很多人是永远被迫沉默的，而让被迫沉默的人发出声音的方法是什么呢?当一个纪录片工作者在其中去寻找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无助感。而村民们在影片中却让我看到了。 　　开始时我并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因为“村民影像自治”只是来自欧盟的一个计划，没有任何预见性，开始时我也怀疑他们能拍出什么，拿给村民的机器是不是会丢?会不会被弄坏?开始时一切都是未知的，从2005年11月初第一次和他们接触到同年12月，从湖南到广西，我已经走访了选定出来的10个村子其中的5个。白天指导他们拍摄，晚上看素材，最晚的时候我们一起看到夜里三点。但我们谈论的都是素材中的事，而很少说技术。 　　《大众DV》：是否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人指导农民拿DV拍纪录片。而因此是您让他们有了特权? 　　 　　吴文光：计划中有一位作者贾之坦，在刚拿DV的时候在村子里晃时，就会把DV挂在脖子上，显得非常的与众不同。但“特权”的理想很快就被粉碎，如果老贾去拍一些超过邻里内容的其他影像时，人家就会管叫他“草台班子”。所以实际上我只是给了他们一种声音表达的可能性，而并非特权。而当他们发现自己所谓的“权利”或者“特权”并没有存在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平民化。比如邵大姐，她不能跨过自己的村子去拍摄，因为出去了就变成一个全职的报道者，这好像把地种到了别人家的田里。所以现在她更多的是拍摄自家村子人结婚，对以自己的拍摄了。 　　《大众DV》：您看到他们现在的影像成果，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吴文光：没有终点。这就像我们在邮件组里无数次地讨论过的，将变成一个漫长的过程。2006年至2007年间，我很清楚地觉得他们不应该像个职业的纪录片人去拍，但他们到底应该什么样，我不知道。邵大姐影片中记录过一位老人，但她只是拍老人吃饭，睡觉的事情，看起来似乎毫无意义。她不像我们一样带着构思与动机，判断等等。农民作者们更多是本能，是和身体的位置相同的。邵大姐说，如果不拍下来，这个老人就没了，所以我就更多地理解了她。比如邵大姐要拍摄西瓜的成长，那同时也会拍人，拍打闹的孩子，有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还有村民对社会关系的判断。 　　《大众DV》：这些是您从一开始就想到的吗? 　　吴文光：我们拍摄纪录片是挖掘、发现；而他们是出于本能。这也印证了真理的发现――“我”是被发现的。 　　《大众DV》：也就是说，在种瓜的时候忽然有了新品种。 　　吴文光：这不是品种的问题，而是我们拍摄的方式不同。 　　《大众DV》：您认为这种拍摄方式以前曾经有过吗? 　　吴文光：没有，从来没有过。以前如果我们拍摄一位老人时，常常要挖掘、发现出什么，而邵大姐只拍老人，甚至不拍她住的院子和房子的环境。她是以自己的方式靠近被记录者。其实他们一直存在，但是现在，别人怎么看他们?首先是农家女玩DV，新鲜，别人看他们的时候总是悲天悯人地降低自己，而去关注他们，但现在他们可以摆脱这些了。比如王伟喜欢把镜头对着自己，他并没有挖掘什么，只是记录了自己。 　　《大众DV》：他们开始是被别人关注，而现在他们自己关注自己，包括影片也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气质存在。邵玉珍，张焕财，王伟的三部影片连着下来能够看到三个不同的个体以及地域性。您觉得邵大姐如果拍《我的2006》、《我的2007》或者《我的2008》，每年都是自己村子的生活，会不会有重复感? 　　吴文光：没有看过怎么能说重复感?再说不一定重复，我们都在改变。我们要让纪录片为了什么而改变那有什么意义?就像结婚如果不是为了自己，那就是包办婚姻了。我们以前脑子里被塞满了东西，拍纪录片一定要有意义，我们觉得所有的生活都是一样的，而对于邵大姐却不一样，每一年都不同。很多人在拍片过程中就会被无数人影响。比如我认识的一个孩子在拍关于自己学校的纪录片，但其中大量我认为应该有的内容都没有。比如上课的内容，即使有，也是老师说“同学们好，起立坐下。”如他所说，他本身与学校有种种关系，与这个学校所在的小城也有种种关系。其中大量充斥着学生之间的打闹、玩、各种人之间的话。比如“昨天晚上上网认识了个什么样的人。”这难道就是现在的学生生活么?现在我们看到DV的表达被不能发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