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绎九歌谈到古典文学的翻译问题.docxVIP

从文绎九歌谈到古典文学的翻译问题孙作云 遗作一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三年间，特别是围绕着屈原逝世两千二百三十周年纪念，文怀沙先生发表了不少关于屈原的文章，尤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翻译了屈原的重要著作：《九歌》、《离骚》、《九章》。这是一件极其艰巨的工作，而文先生有勇气来完成它，很值得钦佩。但是，我们细一检查文先生的翻译，不免大失所望：单从《九歌》的翻译来说，可能只是翻译对了一半。其实，这还是皮相的观察，若严格的说，他只翻译了三分之一；因为《九歌》的句子，也像其他诗歌一样，有重要的句子，有次要的句子——衬句，并且计算诗的句子和计算散文的句子不同，散文的句子以文法上的整句为单位，而诗上的句子，事实上往往只是半句（子句）；从文译的整体上看起来，那些对的或近似的句子，只是这些次要的句子，而那些主要的句子（在诗中表示主要内容，或最整练的“警句”），几乎全部翻译错了。因此说，他的翻译工作，只完成了三分之一。以这种比例来计算，他的错误未免惊人。倘若他所翻译的是外国书，还有情可原（但也不应该有那许多错误），但是他所翻译的究竟是中国书，并且是他所“钻磨”十年以上的中国书，那就不能原谅了。我们知道：文先生的书在社会上是有相当地位的。据他自己说，他的“九歌”翻译，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历代韵文选”一课，就曾将他的翻译“印成参考用的讲义”。阿英先生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份的《新观察》上所作的《湘君与湘夫人的传说》中，就曾引用文译与屈原原著并列。在同期上，文先生所作的《屈原和他的诗篇离骚》，竟用自己的译文来代替屈原的原作。这是一种狂妄的举动。可见，无论从文先生自己来说，或从社会上一般的看法来说，文氏的译文殆成定本了。我们在外教书的人，时常碰见同学拿着文氏译本向我们执疑问难，实在不胜其烦。然而文先生的翻译又错得那样多，实在无法向学生解说。为了挽救光芒万丈的屈原作品，为了免去学习古典文学的青年陷于无谓的泥淖，为了整肃古典文学的翻译工作，实在不能不对这种粗制滥造、自以为是的翻译作斗争。今以文译《九歌》为例，略事评述，一见一斑，容后再批评他的《离骚》和《九章》。二我在这里先谈谈翻译古典文学，特别是翻译屈原《九歌》所应该具备的几项条件：第一、翻译一篇古典文学作品，必须彻底瞭解这篇作品的写作背景。换句话说，必须瞭解这篇作品是为什么事情而作，在什么时候写作，它与当时的国家大事、社会环境有何关系。否则就不会明了这一篇作品的思想内容，以及某些章节字句的特殊用意。同时，也就不会了解它的价值。第二、若所翻译的是祭神歌（神乐歌），尤其必须了解古代祭祀的某些情况、某些规律。若这一祭祀的性质、这一神的神话传说、神的男女性别，以及在祭祀时神（巫饰，古谓之“尸”或“神保”“神君”）巫（祭巫）的配置（如祭祀男神要用女巫致祭，祭祀女神用男巫致祭等等），还有祭祀的时间、地点、与神堂设置等等，都必须措意的；否则就读不懂更谈不到翻译。若再详细地一点说，翻译“九歌”，就必须明了“九歌”的舞曲结构：在一首歌里，有哪几句是神所唱的，有哪几句是巫所唱的，有哪几篇只有巫赞美，而无神出现。能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九歌”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人称代名词和男女言情之句。否则，就绝对不会了解那些“君”、“女（汝）”、“蓀（君）”、“子”及“吾”、“余”、“予”、“我”等代名词，以及“夫君”、“公子”、“佳人（佳）”、“美人”等称呼。这不是读者或译者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斩钉截铁的客观事实逼得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问题。假若对这些人称代名词不加注意，或随便改动，如文怀沙所翻译的那样，那就不是翻译而是创作。固然好的翻译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创作，但那只是指好的翻译而言——指能超越原文成为一种加工的翻译而言，绝不是连原文都未读懂的、那些粗制滥造、强奸古人原文的那些恶劣的翻译所可藉口。第三、必须了解《楚辞》文法，尤其是“九歌”的文法，因为“九歌”是祭神歌，它是配合音乐、跳舞的，也因此它与一般的“朗诵体”的抒情诗不同，在文法上有某些省字或迁就音乐之处。若不了解这种文法，就无法把握一句的真意，一句的真意若把握不住，则时常引起一系列的误解或混乱。若想了解楚辞文法，就必须熟读屈、宋作品，在屈宋作品本身中找出条件来。还有读中国古书的必经之路——校勘、音韵、训诂，也是一步也不能放松的。把前人已有的成绩，择善而从，步步提高，然后才能增强对原文的了解。第四、必须具备一些历史、考古学和民俗学的知识，因为在古典文字中，特别是两千年前的作品，必然地要包括许多古器物的名器，又有许多古代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屈原作品。因为屈原是最善于摭取民间的风俗、信仰、神话传说、俗语谚语以入诗的。不明了这些，就不会明了屈原的行文之美，亦即“九歌”的机趣。第五、必须注意“九歌”的音乐性。如上所述，“九歌”和一般的抒情诗不同，它是配合音乐跳舞的。因为配合音乐跳舞，它必受音乐跳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