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工笔花鸟画的传统意境与审美特征.docVIP

当代工笔花鸟画的传统意境与审美特征 　　一 　　当代工笔花鸟画,受到宋代花鸟画的影响。众所周知,宋代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时代,宋代的皇帝对艺术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怀有更大的热情,这也使得整个宋代被染上了一层浓郁的文化气息,而工笔花鸟画更是在宋代达到了艺术上的巅峰,并对后世花鸟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深深陶冶了当代花鸟画的发展。从审美特征上看,宋代的花鸟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折枝取意尚意崇谐 　　宋画既讲究构图形式周密严谨,又讲究绘画内容自然生动。其构图多是在“折枝”法基础上剪裁与经营,同时,讲究物象间主与次、前与后之间的“起承转合”,强调构图的“自然天成”和不露人为痕迹的处理手法。而“尚意”是中国画从古至今的理想追求,它源于《周易》中的“立象以尽意”以及稍后“得意忘象”的玄学思想,受这种哲学理念的熏陶,宋代花鸟画在发展进程中始终意蕴着一种崇尚和谐的哲学精神,这种和谐是一种追求“自然”的无我之境,其“生意”、“生趣”是从描绘对象中体悟到的,表现的是一种物趣。山水花鸟、日月星云,自然万物无不显现和涌动着大道的生命洪流,“山中芙蓉,自开自落”,其间没有人工的施授,也无关人间的深情或冷暖,这正所谓“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如北宋崔白所作的《寒雀图》,即是“折枝取意、尚意崇谐”的佳作,图画冬日庭院中,木叶脱落已尽,一枝树干由画外伸进,上有数只麻雀在嬉戏,或栖或啄,或交颈而眠,或引颈歌吟,神态各异,活泼而有韵致,在微小空间传递出广远、冷寂、和谐的生意。 　　 　　摄情写意 以小见大 　　宋代画家用“以小见大”的手法来表现无限美妙的大自然,这种手法自隋唐以来逐渐成长,趋于成熟,尤其体现在花鸟画的创作上,花鸟画家善于选取生活中的小景来体味自然物象,通过写生观照“生命”的真实内涵,写物象之生理、生意、生姿和生趣。画家以写生物象属性和生态规律,来隐晦表达自己的爱憎和对生命的理解,正如我们看到荷的向上生长力就会对应到自己生命个体的生长力,从荷花凋谢、荷叶下垂的弯曲向下的力中就会感应到我们某种凄凉心情的情感力,产生心灵的沟通,从而塑造出力量同构后的物的表现形象。传情达意的空灵清虚,体物察情的精毫毕肖,都体现着传统花鸟画的精神,从有限之物中观照画外的无限天趣,也印证了“一花一世界”的佛家境界。将活泼的花鸟形态融入幽深远阔的自然生命中,正是中国花鸟画“缘情言志”、“神会于物”的主客观辩证统一的美学思想。 　　 　　注重写生 妙超自然 　　宋代画家多是格物致知和即物穷理的实践者,他们努力在现实事物中,探究其理,发现其美,并力求把现实自然之美再现于绘画艺术。绘画注重自然、真实已成为宋代时尚,画家运用高度成熟的写生制作技巧,去表现一种神妙而富丽的图式并且强调对象的特征,追求“妙超自然”的效果。评画也多以逼真和符合事理来要求,如《画继》卷十“杂说?论近”记载:徽宗建龙德宫成, 命待诏图画宫中屏壁,皆极一时之选。徽宗独称赏一少年新进所作斜枝月季。人问,徽宗答曰:“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1] “宣和殿前荔枝结实,偶孔雀在其下,徽宗喜令众史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烂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徽宗以为不然。众史愕然请问,徽宗日:“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2]可见其平日观察自然之精微,对写生的要求之高。 　　 　　三矾九染 计白当黑 　　宋代花鸟画在技法上日臻完美,对五代“黄荃富贵,徐熙野逸”的画法都有继承和发展。尤其是黄荃之法因极利于表现逼真的自然之景而在皇家画院得到大力发展,先勾线再层层渲染塑造形象,概括体现物象自身色彩,这种方法被代代沿袭,形成了工笔花鸟画独特的塑形赋色方法,“三矾九染”使得颜色薄中见厚,造型逼真。而在构图时,则根据所表现的题材,巧妙地考虑留白,在尊重客体表现之上强调审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使画面的“正形”与“副形”形成合理对比。对画面空白的理解、欣赏和运用是中国传统绘画所特有的,中国画以“计白当黑”的手法暗示观者,以虚无为实有,留白使作品的特定气氛既不受自然光线的羁绊,又在明暗之交替中给人以悦目的光感;既营造虚无的境界又延伸了空间,增加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性和审美性。 　　总的来说,宋代的工笔画所呈现的是畅神内修的格致,以及文静典雅、平淡天真,萧散婉约的整体阴柔“秀丽”之气,与整个宋代的气质是契合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讲:“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明人张泰阶《宝绘录》说:“唐人尚巧,北宋尚法,南宋尚体,元人尚意”;石涛讲“笔墨当随时代”,而当代花鸟画图式也应该“成为当代文化的载体”[3],但发展和创造新时代的绘画艺术,应该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发展创造符合时代意义的艺术。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