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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书画艺术的成就及影响 　　董其昌是明末著名书画家、鉴赏家和理论家。他的书画创作和理论对其后三百年书画艺术的发展有着不容低估的影响，他的山水画终结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古典形态，树立了绘画的新正统观念，是为中国绘画的形式分析打下基础的第一位艺术史学家。在西方曾有人把他和“现代艺术之父”--法国19世纪“后印象派”画家塞尚相提并论，认为他的绘画开启了东方现代艺术的大门。 　　 董其昌（1555-1636年）生于明嘉靖三十四年，字玄宰，号香光，别号思白、思翁，松江（今属上海）人。后世因为他的籍贯、仕职,谥号、著述而称之为董华亭、董学士、董宗伯、董文敏、董容台。万历十六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擅长书法及山水画，师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隽朗，气韵深厚，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为“华亭派”杰出代表。其论画主张集前人之大成，自出一家。他要求画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并总结山水画史，评述唐、五代、宋、元诸家。以佛教禅宗喻画，倡“南北宗”之说，虽失之偏颇，然意在区分不同画风，标举“士气”，推崇“文人画”。画论有《画旨》、《画眼》、《画禅室随笔》。 　　西方美学家贡布里希论艺术的创作时说,画家必须率先学会前人既有图式，然后才能面对自然，以图式应付自然，规范自然，进而以自然检验图式，修正图式，最终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那么我们对某位书画家的艺术作品风格及特点的研究也就必须了解其所处时代的审美特征和其风格的笔墨传承，研究董氏也亦然。 　　董其昌第一次接触艺术是从书法开始，“画禅室随笔”云：“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少年的董其昌开始对艺术的兴趣并不是很大，参加松江府会试时，因为书法不佳，被知府惠贞吉将原本第一名的他变成第二名，年少气盛的董其昌深受刺激，决定学好书法。早岁从颜真卿入手，后改学虞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于是又学钟繇、王羲之。兼汲取李邕、徐浩、杨凝式、米芾等各家之长，晚年仍归入颜真卿，广泛临学古人，融合变化，行楷书尤所擅长。他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笔画圆劲秀逸，平淡古朴，字与字、行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以生拙取胜，曾自言到：“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 　　董氏的书法影响深远，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氏为宗。董其昌书法一生求清淡，以禅喻书，尝云：“禅家亦之，须参活句，不参死句，书家有笔法，有墨法，唯晋、唐人真迹具是三昧。”“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不工亦何能淡。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以“淡”为核心，崇尚自然天趣，同时通过笔法、结字、章法、墨法诸方面形式美的探索，获得其特有的淡雅虚静的书法风格，其高超的用笔技巧给人以深刻印象。董其昌对传统笔法的探求，有其独到的见解，他在临写古代书法中所感悟到的体会，最突出的是用笔的“虚灵”。他多次提到宋代米芾的用笔，曾赞叹到“米海岳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八字真言无等等咒也。”他强调，在笔的运动中完成点画的各种形态，故而能生动变化而曲尽其妙。 　　董其昌在书法上结字上力主米芾集古汉字的方法，十分推崇米芾所谓“大字如小字，小字如大字”以势为主的见解。通过实践，董其昌一方面强调大字应在笔法、结字上与小字同样讲究，另一方面又要在放大中不能失去势态。整体要求十分紧密而精微，同时充分注意气势的贯连。在结字章法中，董氏获益最多的是五代杨凝式所书的《韭花帖》云：“略带行体，肃散有致，比杨少师他书欹侧取态者有殊，然欹侧取态，故是少师佳处”。为了完善在用笔、结字、章法中着意追求的淡远意境，董氏在用墨上也一反常态，经过仔细研习古帖，他得出结论：“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然非多见古人真迹，不足与语之穷也。用墨须使之润，不可使其松燥，尤忌浓肥，肥则大恶道矣”。 　　董其昌书法传世作品很多，楷书方面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月赋》卷，该书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公元1601年），时年四十七岁，小楷书取法晋唐，笔画秀媚，结体方整，行气间隔疏朗停匀，是其早年小楷书法精心之作，从此卷书法可以看出其具有相当深厚的功力。 　　《三世诰命》卷，作于天启五年乙丑（公元1625年），时年七十一岁，楷书，师法颜真卿。此卷楷书为董氏自书其祖父母、父母和董氏夫妇的三代诰命，诰命即帝王的封赠命令，五品以上所授。因是皇帝所授，则必须以恭楷正书完成，故是卷颇具馆阁气味，正襟危坐，一笔不苟，颇能反映董氏早年苦习颜书《多宝塔》之功力。 　　《初跋赵孟?\鹊华秋色图卷》小行书，绫本，作于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年）十二月，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董氏为诸生时，曾馆于嘉禾，结识项元汴，项氏曾尽其所收藏，给当时二十多岁的董其昌观赏，使其大开眼界，得以学习古代名家之书画手法，也培养了他鉴赏家的眼光。以后这幅图卷董氏曾四次题跋于画，最晚时已七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