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总是红这样.docVIP

花儿总是红这样 　　年画是中国老百姓最喜爱的富有生活情趣的一种艺术形式。在我收藏的万余张年画中(包括木版年画、月份牌年面及新年画)，其中表现各时期时尚女性选题的年画占有相当的比例。 　　早在十九世纪术，江南女性因为地域上的便利与经济生活的发达，其服装和发式在全国来说是首屈一指的，于是在上海一些商家为推销商品，常在商品广告中附有年历并画有新潮女郎以引人注目，也确有不少时髦女士按画竞相仿效(倪耕野《园中佳人》)。当时在天津、北平等城市就流行了江南妇女的衣着与简洁明快的苏州橛的发式，从中让我们欣赏到那衣锦中的精美绣花及发式中精美的小佩件，无不透露出女性们特有的闲逸与自得(倪耕野《风采》)。“对镜梳容妆”就是那时女性们最重要的日常生活了(倪耕野《春浓》)。 　　二十世纪初，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中的大家闺秀流行穿手工绣制的棉袍及绣花鞋，头上的发型很像日本女子穿和服时所梳的发式，并配以惹人注目的配饰，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的时尚元素(谢之光《喜》)。1915年，旗袍首先在上海流行，形式如马甲和裙子融为一体，无领无襟(胡伯翔《小憩》)。其面料随身份而别，用青布、蓝布做旗袍是普通女性及一般女学生的主流服装，而丝绸、锦缎等面料则是上层社会女性的主选面料，以此制作高档旗袍或晚礼服。至1921年开始，时尚女性除了烫发，所穿旗袍则开始吸收欧美服饰的紧身特点，以突出女性曲线为时髦(金梅生《盈盈一笑》)。到1925年，旗袍变得更加紧身且下半部大开议，再配上流行的高跟鞋，极富女性的魅力(杭稚英《倩影》)。自1930年起，旗袍又逐步加长并添镶滚边及光片，以增加美感(良能《思》)。与此同时，紧跟上海旗袍潮流的天津、北平、汉口、青岛等大城市妇女同样以新颖别致的华丽旗袍并配上高跟鞋，表现了女性高雅的气质和柔美的身姿(杭稚英《花影》)。 　　建国前表现女性时尚的年画均在商品广告或月份牌上体现，人称广告年画或月份牌年画。这种年画的开创者是周慕桥，他以擦笔画技法创作时装仕女图，引起百姓极大兴趣(周摹桥《湖边漫步》)。画家郑曼陀善于工笔人物画和西洋水彩画，他将中西画法相结合，其作品表现了女性柔美的肌肤，增强了年画的艺术魅力(郑曼陀《姊妹》)。继郑曼陀之后，知名年画家有杭稚英、金梅生、谢之光、周柏生、胡伯翔、倪耕野等人，其作品都风靡一时，在百姓中影响极大，印象极深。其中杭稚英所绘人物体态婀娜多姿，刻画细腻，用笔流畅，色彩艳丽(杭稚英《夏日》)。需要提及的是，杭稚英与李慕白、金雪尘三人合作于“稚英画室”，其画风一致，起草设计、人物与背景虽为三人分工，但作品如一人所绘，加上稚英当时的知名度，故仅署名稚英；画家金梅生所绘人物则柔和细腻，突出美感(金梅生《青春年华》)；画家谢之光与周柏生所绘人物的共同特点是自然、真实，其色彩清淡素雅(谢之光《冬》)；画家胡伯翔所绘人物则高雅、秀丽(胡伯翔《清闲》)；画家倪耕野所绘人物形象高雅、突出、鲜明(倪耕野《香》)。这些作品幅幅精彩，把中国古代仕女画从原来仅描绘传统美女到表现时尚女性的年画，无论从画法及色彩都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增强了作品的欣赏性和艺术感染力。 　　解放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在全国各大城市解放的同时，身穿洗得发白的灰色四兜中山装的解放区干部进驻城市与农村(张建文《把我们的生产情况告诉给毛主席》)。在到处洋溢着革命豪情的热烈气氛中，“有伤风化的旗袍与晚装”自然失去了市场。出于劳动上的需要，女性的发型大改观，要么短发，要么梳两个长长的大辫子，服装则简单宽松(俞微波《劳模会上的好姊妹)》。苏联领导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于是，各种花色“布拉吉”成了女人最时尚的服装(张大听《工地上的实习生》)。解放初期的新年画中表现了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妇女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俊生《走来的新娘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女性的装饰多变，又有了生机活力，西装和烫发又率先任上海出现了，同时长裙、旗袍、连衣裙及西方服饰屡屡出现，为年画作品又增添了鲜艳的色彩(江风《友谊花朵处处开》、忻礼良《老师早，老师好》、金梅生《晚会服装图》)。 　　到“文革”时期，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批“奇装异服”，于是，女性的时装、发型、皮鞋都被打上了阶级烙印，烫发、长发、长辫子都被红卫兵剪剃成“革命”式短发，旗袍、晚装、长裙、高跟鞋等被视为修正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物，都被付之一炬。女性不再化妆，留短发，穿长裤、格布衫，甚至爱上了武装，戴军帽、穿军装成了时尚。此时的年画成了宣传“革命”的武器，所描绘的女性都已“革命”化了(陈国力、白仁海《幸福的回忆》，单联孝《做人要做这样的人》，金梅生《加强战备，提高警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女性服装与发型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