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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进步文艺论析 　　20世纪初期，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外扩张，妄图占领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一系列浴血战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辟众多抗日根据地，牵制和沉重打击敌人。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断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态势良好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战前大量集中在东南沿海的中国工业企业、高等学校的西迁，难民的涌入，促成了抗战爆发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移的重要因素。 　　在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广大沦陷区，工农业生产衰落，日军掠夺农、矿产品资源，强征劳工，推行残酷的政治统治和奴化教育，妄图销蚀中国民众的民族精神和反抗意志，并扶植汪伪政权，妄图巩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中国人民不畏残酷镇压，开展了不屈不挠的对敌斗争。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大后方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和日本侵略者占领的沦陷区，几个不同的政治区域，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面貌和美术活动状况。 　　20世纪的中国革命带有强烈的民族革命特点，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下，思想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新的局面。抗战初期，救亡压倒一切，民族情绪高涨，激奋昂扬的英雄主义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调。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倾向的文艺家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文艺创作和民族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功利性和宣传性。武汉失守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集结在大后方的文艺家生活逐渐稳定，他们深入社会、生活、边远地区，文艺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中心的西移，造就西南地区一批文化据点，激活了大后方文化，凝聚了人心，为大后方抗战文化的发展构筑了一个平台。民主化和大众化成为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现代性发展的取向。 　　解放区文艺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工作者向工农兵学习。歌颂新社会、赞美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表现工农兵群众是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主题。至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毛泽东文艺思想逐渐系统具体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逐渐形成。解放区文艺运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标志着中国文艺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方向的确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来到延安。延安形成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和干预社会生活的，与占据主导地位的迥异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文艺新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强调“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对中共实行残酷军事围剿同时，也实行严酷的文化围剿。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平、津、沪、宁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抗战指挥中心和文化中心城市。直至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才有所松动。 　　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时任国民革命军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的陈诚任部长，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的周恩来和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四个厅。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在第三厅领导和支持下各进步文艺队伍转战各地，宣传抗战。随着国民党集团的日益不安与恐惧，1938年春起，松动政策收缩，抗日书刊查禁，继而加紧了对图书出版的控制。广州、武汉失守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设立机构，颁布法令，查禁进步报刊、书籍、戏剧、电影和演出活动，加强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全面控制抗战文化，扼杀进步文化。对进步文艺界则是以拉拢手段和高压政策并用，对三厅由笼络，收缩规模，减少编制，直至后来强行解散。 　　如果说1938年下半年至1940年底，国民党对进步文化更多的是防范和控制，皖南事变后，推行的则是赤裸裸的文化专制政策。他们对中共实行由政治、军事和文化的高压政策，使1941年成为“文艺界消沉的一年，本来蓬蓬勃勃的气象，全被春江的寒流冲散”。 　　1942年下半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国统区广泛传播，贯彻“讲话”精神成为抵制和批判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最有力和有效的方式。为抵消影响，“纠正共产主义的左倾”，加紧文化专制。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进步文艺界从理论上批判国民党的文艺政策，还在实际工作中对文化专制政策进行坚决和巧妙的抵制。进步文化界在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斗争，它使国民党扼杀抗战文化的企图破产，使《讲话》精神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使文艺界斗争性不强的弱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也使广大文艺斗争具有了政治斗争的意义，使广大进步文化人士争取政治民主对发展进步文化的重要性，从而确保抗战文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