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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纪录片创作中的题材浮现与主题生成 　　纪录片创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涉及许多创作环节――选题、采访、构思、提纲撰写、实际拍摄、剪辑、配音配乐合成等，而在这一切之初，最根源的部分，是创作中的选题问题。这里的选题，作为从业人员的行业术语，大致将题材与主题这两方面都涵盖进去了。创作的过程是双重转化的过程，先从收集的具体材料中提炼出抽象的主题，再将抽象的主题具体化，用具体典型的材料将主题树立起来。创作者是当下视角下的客观观察者，而被创作者是历史长河中存在、现实生活中游走的形形色色的人。如果我们把历史和现实统称为生活，那么，题材的选定和主题的形成就是一个深入生活、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的过程。 　　 　　一、题材的浮现――责任与兴趣的合二为一 　　纪录片创作主体大体有三种：官方媒体、半官方媒体和独立制片人。纪录片选题的形成大致有如下几种途径：上级布置、主观构思和采访发现，它与媒体性质、创作者身份有关。不管是“应景”需要，还是来自偶然的内心震动和探索兴趣，不管是内容宏大、政治性强，反映官方观点（或媒体观点）、强调社会效益的豪华大餐，还是根据社会需要和自己的爱好提出选题列入计划的家常小菜，创作者对于生活负责任的态度和探索精神都是最为宝贵的，责任与兴趣两者结合，才是成功保证。 　　题材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本源。人们称“纪录片是发现的艺术”，这主要是因为纪录片是记录历史，关注社会，表现人生的载体，而产生其内容的过程，又是建立在创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认识、理解、观察和发现的基础之上。 　　纪录片创作者每天面对着一个繁杂、多元、充满矛盾与活力的世界，万事万物都可以收罗到摄像机镜头之中。但要从这些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生活现象里寻找到一个主题深刻、内涵丰富，具有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新鲜题材，创作出一部打动人心的精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驻足观赏身边的事物，也许会发现那些曾经寻常无比的人与事本身就已经具备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如果仅仅从功利的角度出发一味地贪图新鲜刺激，这样的纪录片创作从初衷上是缺乏诚意的，当然最终也很难抵达真实。而好的纪录片创作者能够从熟悉的时空背景寻找到历史的轨迹，给这个民族以思考的空间，可以从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中发掘人性的闪光之处，让人们将情感投注于他者的生存状态。这是“以人为本”的创作意识，强调这种意识，不仅能够让我们对他人的创作持一种更客观的评价，找到自身的局限，同时在创作的过程中，也能树立起一种更为谦卑和敞开、面对周遭世界一视同仁的态度。 　　纪录片作品，有庙堂之上的黄钟大吕，也有寂寞角落的孤寂旋律，它们不仅反映并再生产着特定国家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且于大众心理构成一种对应关系。人类的纪录片长河中不乏饱含人文精神的优秀之作，这些作品凝聚着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沉淀，包孕着当代社会的生活内蕴，人们遁入到它的铺陈中，收获着体验。某些纪录片所触及题材最初的设定已经为纪录片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比如《夜行人》、《老头》（图1）、《铁路沿线》和《铁西区》等。很难想象，一个对日常生活细节漠不关心的人会对马路边上的一群老头发生兴趣，并与之攀谈、相处，从而萌发创作的冲动（《老头》）。如果一个人从本质上不是渴望介入现实进行批判，他就不会对国企改革、工人下岗这一重大历史变革如此敏感，并保持冷静的观察和思考（《铁西区》）。对于“人”的责任和对于这个“世界”的兴趣使得优秀的纪录片创作者脱颖而出。 　　在宏大的历史河流中，纪录片选题纷繁复杂，每一件具体的事物都能承载一段历史，而每一段历史中的形形色色人物和事件其可圈可点之处又何其之多。诸多宏大题材折射的都是历史，例如《幼童》、《故宫》、《香港十年》（图2）、《再说长江》、《一百年的歌声》、《复兴之路》、《大国崛起》……这些题材大多来自对于历史时刻的纪念，抑或民族文化的追溯。中国正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还需要更多地探索和思考，纪录片承载着这样的使命。 　　除却时代弄潮儿、浮出水面的“大人物”之外，纪录片的时代奏鸣曲里更多的是“小人物”们的浅唱低吟。如果你不走进他们的陋室，贴近他们的内心，在这个过于喧嚣的时代，他们仅仅是沉默的大多数，无言地充当着狂飙激进时代的幕后人物。它们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却引导观众去审视这个国度的人们在各个时代的不同生活状态。工人与下岗工人、农民、城市农民工、军人、学生、先锋艺术创作者等等，这些在中国社会剧变背景下努力生存、无所适从或追寻梦想的群体，都是一些纪录片所选取的表现对象。对于一些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者而言，他们的目光离开了宏大历史叙事，转向了“生活史”叙事和“微观政治”主题。 　　很多纪录片导演将自己关注的目光投向了生活在城市的社会底层人的生活，《铁路沿线》和《北京弹匠》就是很好的例子。《铁路沿线》导演杜海滨在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