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自制”的章太炎文集.docVIP

钱玄同“自制”的章太炎文集 　　《民报》上下两册――《章先生文集?》(“?”字音jue，与“纂”义同)，系钱玄同特制的改装自藏本章太炎文集。读封皮题识获知，1909年，钱玄同将先前自《民报》(全26期)裁出的所载全部章太炎文章，由日本秘密带回大清统治下的国内，并于清帝逊位的1911年在湖州(时任湖州府中学堂经学教师)把这批章太炎的文章悉数装为两册。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遽归道山。12月10日，钱玄同取《民报》目录校对，发现此两册书中唯少《再答梦庵》一文，遂觅得此文一篇补录于《答梦庵》(按：“梦庵”即黄人，号摩西，南祉才子，亦为太炎友人)页后，以求无缺。对此，他在自制封面写就说明且又在书内跋有数语。 　　钱玄同(1887―1939)，名夏，字中季(章太炎称他为季中)，又号疑古，浙江吴兴人(今湖州)。十六岁那年，他拜读了与章太炎有关图书两册，一是章太炎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另一为章太炎所序《革命军》，“遂认定满洲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见《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态度的变迁》，载1925年《语丝》第8期)。自此，对章氏肃然起敬，后又得见《?书》，“思想乃为固定矣”(王森然著《近代名家评传-钱玄同》，三联书店1998年11月版)。 　　1906年，钱玄同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据周作人笔谈，钱氏从太炎先生学，最初是在东京大成中学国学讲习会上听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参见《周作人书话》)；钱玄同亦言：“我对太炎先生是极端地崇拜，他的议论真是天经地义，遂直接前往八番地民报社拜访”(《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态度的变迁》)。1908年秋，《民报》因排满抗清被日本政府查封，主编章太炎遂转而开办国学讲习会，钱玄同即相邀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八人前往民报社从之习音韵学、训诂学及《说文解字》。当时太炎先生对自己的设坛授徒之举，并无更多奢求，岂料听课的八位才俊，日后居然多成大器，实可谓无心栽柳，却茂然成荫。 　　其时，钱玄同“有时住余杭师(按：太炎先生为浙江余杭人，其弟子常如此呼之)处，直至民报馆被封闭，未尝一日间断，达两年之久”(《近代名家评传?钱玄同》)；周作人有言：“玄同在《民报》社听讲，有时便留下不走，与太炎抵足而眠，彻夜谈论文字问题”(《周作人书话》)。 　　章太炎传业授道解惑，殚精竭虑，讲学由识篆字始，一字一字讲。他曾一度反对正书，力倡篆书，即便是给学生写信，信封也常用篆字，正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中谈古文字时道他：“将字写得别人不认识”。据周作人讲，太炎重视篆字，实与钱玄同有关：“与太炎彻夜谈论文字问题，结果逼得先生承认写字非用篆字不可”(《周作人书话》)。聊举一例，记得尝读轶闻一则，某日，惯用生僻字的太炎先生以篆书写中药名，遣人按单抓药，药铺中人看不懂，遂空手而归。老先生很不解：“字都不认识，开什么药店!”他曾令钱玄同按《说文》字样用正篆为自己手抄《小学答问》，钱玄同乐而为之(《章氏丛书续编》之《新出三体石经考》，亦为钱氏以楷隶体手书上版)。抄毕，太炎大加称许(按：为此，同学鲁迅还曾向钱玄同索求篆体书法，见钱玄同1915年4月9日致鲁迅书札)。1910年，章太炎出版《国故论衡》，提出“保存国故”的理念，以取代稍早流行的“保存国粹”一说。钱玄同亦步亦趋，遂在与太炎师合办的《教育今语杂志》章程中积极响应：“本杂志以保存国故、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 　　在受业于章太炎这位古文经学宗师之后，1911年，钱玄同又亲炙与章师相悖的今文经学巨子崔适(亦曾受业于俞樾门下)，转研今文经学，质疑古文经学。他突破师说的樊篱，并非悄然转身，也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承袭了其师当年“反满抗清”义无反顾的大无畏气概，公然向古文经学“发难”并猛烈轰击。如，提出标新立异的主张：“废除古文，废除汉字”；同时发出惊世骇俗的呼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此外，他还曾为业师在政治及学派上的论敌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作长序、题书名，甚至直面批判太炎先生，力倡“疑古”。譬如，他虽赞同章的“‘六经皆史’说”，但抱有歧义，在1910年1月13日的日记中尝言：“余受业于章先生，然观其所辟今文说，颇不以为然”。 　　对章师晚年的一些“无味的”、“卷入政治漩涡的”荒唐行为，如，与北洋军阀打得火热，作孙传芳等“王者之师”并与其联名发宣言与通电声讨“赤党”之举，钱玄同更存强烈不满。在1925年5月12日致胡适信中，他尝言：“我以为他这种思想，其荒谬之程度远过于梁任公之《欧游心影录》”(《钱玄同文集》第六卷)。此态度与鲁迅在《趋时与复古》文中所讲章师“原来是拉扯前进的好身手，已变成拉车屁股向后了”，可谓异曲同工。但他们均未予以更多的责怪。先生毕竟是先生，理应保护，以免给别有用心者留下口实，且章师晚景也有闪光点，亦足令鲁迅、钱玄同钦仰与自豪。诸如，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通电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