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音乐工作者的智能劳动.docVIP

如何保护音乐工作者的智能劳动 　　一 　　 “知识产权”这名词，翻译得不够准确。这术语英文称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被译成“知识”的那词，本是“智能”。可能由于“知识分子”这译法先例，把“有智能者”译成了“有知识者”在产权问题上再一次把有关“智能”的法权译成由“知识”所派生的，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但这种习惯并不能掩饰其欠准确（把“智能经济”译成“知识经济”也有类似的问题）。接着就要讨论“产”的“所有权”了，这倒不是翻译问题，而是“权”的由来问题。我提醒大家注意这个“产”字，它在此指财产，资产，还是生产劳动创造？表面上看，是指财产归属，从根源讲，应指“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份额”。因此，这“产权”不宜笼统地理解为对于资产的所有权，而应当理解为“劳动者对于劳动价值份额的所有权”。把以上两层意思连接起来，这术语概念的准确界定应是：智能劳动价值份额所有权。 　　 在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智能劳动的价值份额之所以有可能未归创造它的劳动者所有，是由于大量复制性劳动使产品广为传播，以千万倍数量增长起来的复制性劳动，一方面使原初的创造性劳动所提供的社会效益千万倍地放大起来，另一方面却有可能以其汪洋大海淹没原初的创造性劳动，使智能劳动价值份额得不到承认。所谓“知识产权”的侵犯和保护问题，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分工机制条件下必然发生的。我们的目标是：智能劳动价值份额应当以恰如其分的额度，归智能劳动价值创造者所有。 　　 因此，价值份额占有的分配是否合理的问题，必须联系智能劳动价值的创造过程与测定方法来考察，以此为依据与尺度来衡量，才有可能达到公正解决。如果只讲法律条文如何如何，而丢掉了价值创造与价值占有的相关性，后者对前者的依存关系，那就有可能舍本逐末，迷失方向。法律本身有一个从无到有的制订过程，从粗到细的完善过程；法律的成长也不可能离开对上述相关性与依存关系的科学考察。 　　二 　　 说到音乐艺术产品，由于存在一度创作、二度创作、三度创作的分工，创造性智能劳动的成分构成复杂，时间延伸漫长，形成社会共同生产的多样化有机链接，就往往使人对其结构难于准确把握。 　　先说二度创作，即音乐表演艺术的劳动过程及其产品。应当承认，在这过程中可以含有高度创造性的智能劳动。今天，中华音乐文化要在世界乐坛上立足，必须倚仗音乐表演艺术家高水平的传唱，传奏，传舞，传演，以高质量的艺术创造占领大众传媒渠道的相应额度。贬低这一领域的创造性智能劳动所贡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是极不明智的。从这一视角来看，郭颂等一大批表演艺术家传播中华音乐文化精品的开拓性劳动，确是功不可没。他们称得上是中华音乐文化精品传播事业的一代功臣。对这番事业的意义和价值，应有足够的肯定和重视。进一步设想，在有条件时，宜设立“中华音乐文化精品传播奖”，定期进行系统化的评奖授奖活动。这是我们的殷切期望。 　　但在二度创作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与智能劳动的价值创造不相称的现象，此处略举一二。 　　一是假唱。由于当代使用电声设备和录音放音设备，有些歌唱者竟可以在舞台上佯作歌唱状，听众实际听到的却是储存品的播放。这样的行为含有欺诈成分，不是正常的二度创作。 　　二是高额出场价。出场价的高额是否达到了有伤社会正义的程度，可以通过如下计算来认清：以该出场费为一项，以这次出场所演唱歌曲的所有作者按著作权法规定所得收入的总和为另一项，两者相除算得比值。两者悬殊而无节制，就揭示了这一行为违反社会正义的程度。 　　上述两种现象的存在，目前都不受法律约束，因而都不属违法。但难道可以以此为理由而叫社会正义的思考休眠吗？ 　　接着说一说三度创作。什么是三度创作？这是指，继表演艺术劳动时段之后，在到达听众听觉之前这一时段内，音乐艺术产品所经历的创造性劳动臻美加工。在现代化传媒条件下，这一时段内的智能劳动臻美加工愈益不可忽视。假如在录音、储存、放音过程中能过滤杂质而大大美化音色；能给山歌、牧歌、渔歌的演唱音响配以回声或混响而造成空旷感以创造亲临大自然的意境；能给音像制品配上不同地域独特文化氛围的自然风光动态画面……那就能大大提高音乐文化产品的艺术魅力，给社会提供更强更高的审美享受。这样的加工精制，已经超越了复制的水平，上升到创造性的智能劳动。中华音乐文化精品要能顺畅地走向世界文化市场，广受欢迎，不遭排挤，必须考虑如何发挥这部分智能劳动者的创造积极性。措施之一是给予这种创造性智能劳动所生产的价值份额以恰如其分的回报。 　　 现在来说一度创作。在音乐艺术的一度创作领域，早已形成诸多环节的社会分工协作。但因这属于“行业内的机密”，行外人往往无从得知。有人以提供当地的民间旋律素材为特长，有人以提供传统曲牌或锣鼓乐素材为特长，有人擅长构思旋律而写作旋律谱，有人擅长配置和声、编织复调而写作多声部乐案，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