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鉴藏家吴荣光.docVIP

书画鉴藏家吴荣光 　　吴荣光依仗着雄厚的家族经济实力以及与文人官僚间鉴藏往来的便利渠道，积累起筠清馆丰富而高端的收藏，在岭南乃至全国的收藏界树立起一代书画鉴藏大家的位置。 　　吴荣光的鉴藏眼力，曾令刘墉、翁方纲等前辈大家为之“虚心下访”，他于古物聚散，信缘随缘，而绝不夺人所爱；作为一个正统文人，吴荣光的收藏取合紧守“正遭”，以文人书画谱系为主脉收藏，对“狂怪”风格的书画作品几乎不屑一顾，可谓清代中期古书画鉴藏界的典型人物。 　　吴荣光(1773－1843)，字伯荣，号荷屋，晚号石云山人、拜经老人，广东南海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由编修擢御史，道光中任湖南巡抚兼湖广总督，后坐事降为福建布政使，道光二十年(1840)致仕。吴荣光于书画、金石、碑帖皆蔚为大家，著有《辛丑销夏记》、《筠清馆金石文字》，刻有《筠清馆法帖》等，为后世学界、收藏界留下了宝贵的赏鉴精审之作。而其艺术、学术成就背后的支撑，是其长达50年的收藏人生。 　　 　　广阔的交游 　　 　　在43年的官宦生涯中，吴荣光足迹遍京、津、豫、苏、浙、皖、赣、陕、黔、闽、湘、鄂等地，行万里路，广交天下朋友，结识了许多书画界、鉴藏界的知名人物，或翰墨时望，如刘墉(1719－1804)、陈崇本(1730－?)、翁方纲(1733－1818)、蔡之定(1746－1830)等；或风韵名流，如成亲王永理(1752－1823)、阮元(1764－1849)、李宗瀚(1770－1832)、张岳崧(1773－1842)；或同乡同好，如谢兰生(1760－1831)、叶梦龙(1775－1832)、潘正炜等人；或少年才俊，如罗天池(1805－?)、伍元蕙(1824－1865)等人。他们或雅集聚会、品评优劣，或赏奇析疑、砥砺学问，或吟诗作画、感叹人生，形成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文化交游网络。与此同时，伴随着吴荣光多次回乡，南海地区形成了一个以吴荣光、叶梦龙为核心的艺术、收藏文化圈，对广东地域收藏文化的兴起、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嘉庆四年(1799)，吴荣光高中进士，离开南粤来到了京城。毋庸置疑，从南海到京城，是吴荣光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经历。视野的开阔、阅历的增多，成为吴荣光鉴藏活动的无形资产。嘉庆九年(1804)，而立之年的吴荣光师从翁方纲讲授金石、考据之学，开始了翁、吴两人15年的交往史，――这年，翁方纲正因嘉庆皇帝开恩从马兰峪守陵释归京城，闲居在家，而围绕在翁氏苏斋内鉴赏品艺、交往酬返的收藏精英不断。嘉庆十四年(1809)秋，吴荣光以稽察中仓失察革职后回京居住下斜街，时阮元“以浙江巡抚改编修，寓居相近，日夕过从，指授经义”。阮元曾奉敕修《石渠宝笈续编》并著《石渠随笔》(1793年成书)，在书画鉴定方面颇有心得。这样浓厚的学术气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吴荣光鉴赏水平、鉴定能力的积累，无疑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因素。当时，资历尚浅的吴荣光时常请教刘墉、翁方纲、阮元等人，耳濡目染之中，鉴赏能力得以迅速提高。 　　 　　一段鉴藏轶事 　　 　　道光二年(1821)，吴荣光在其《云石山人文集》中，谈到了与刘墉、翁方纲交往的一段鉴藏轶事： 　　当年吴荣光在京，“得侍刘文清公(刘墉)及覃溪老人(翁方纲)”，评论书画，互相疑难。一日，吴荣光以《蔡元长送郝元明使秦诗》卷请刘墉鉴定，刘墉认为此卷有江湖气，非真迹。吴荣光请刘墉把此卷留下来详细再看。翌日，刘墉持卷授吴荣光，曰：“果是真迹，已跋之矣。”又有一次，翁方纲和吴荣光谈论起李春湖学士所藏虞永光夫子庙堂碑，翁方纲认为：“近拓王节度覆本兆庶乐推等字，已缺漏矣。”吴荣光则认为：“此唐拓残缺，以近拓搀补耳，请再审之。”翌日，翁方纲经过细审，同意了吴荣光的看法，“覆勘定为唐拓”。 　　吴荣光与刘墉、翁方纲之间的切磋往来，于此可见一斑。吴荣光后来回忆说：“两公虚心下访，与余实有翰墨缘。” 　　吴荣光受益于与刘塘、翁方纲、阮元、永理等时贤名宿的翰墨交往，前辈们对吴氏的提携与帮助不言而喻。这种亦师亦友的传授与交流，极大地提升了吴荣光鉴赏水平。 　　而后来随着仕途的不断升迁，吴荣光中年后交游圈更为扩大，一个相对宽泛的古书画鉴藏活动网络随之铺陈开去。 　　 　　收藏心态：信缘随缘，而不夺人所爱 　　 　　道光辛丑(1841)五月廿八日，吴荣光受潘正炜之邀在鹤露轩鉴赏明代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有感于翰墨因缘聚散无常，于跋中写道： 　　香光起为湖广提学之后未擢太常之前，而铭心绝品书画散易殆尽，云烟过眼当作如是观，……大抵翰墨久暂有定，亦视夫人之缘法深浅也。 　　此番论述也道出了吴荣光鉴藏生活的心声。虽然，吴荣光多年来一直竭尽全力从事古书画收藏活动，有时甚至“累心”(见《辛丑消夏记》)，但他从未抱有永占书画藏品的态度，而以豁达超迈的乐观心态视之为“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