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民族认同诉求的巧妙转轨尽管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PDFVIP

当晚清碰到晚明：辛亥革命民族认同诉求的巧妙转轨 该文已以《当晚清碰到晚明：辛亥背后的难题与机遇》为题，改编后发在《同舟共进》，2011 年第8 期。 尽管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中国的民族认同诉求问题却是辛亥革命 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这是由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定性导致的。辛亥革命之 反帝反封建并不彻底，令人深思的是，其最大的成功却在对明清易代的遗留问题做出了完满 的解答，一劳永逸的解决了多民族共和的国家体制构建问题，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 这是晚清对晚明作出的跨越时空的回应，是辛亥革命民族认同诉求的巧妙转轨。 明清易代留下了300 年的难题 反思辛亥革命，需要跨越3 个世纪返回明清易代时期。16 至17 世纪可以成为描述世界 历史变迁的一个特定时期，是因为从国家、政治、文化等单元而言，自这时期以来的交往和 交流大大加速了人们对“整体”单元的定义（国家、政治、文化单元）。“通过边界来定义现 在或者群落，也就是把它们看做一个内在的、有别于他人的整合，这种定义恰恰成为对他性 的思考手段。一个群落如何相对于他族被定性，这种定性模式能够从此成为人们思考他人的 模式。这样一来，每种文化或时代所特有的结构化意念是它们交汇时产生的效果，也是每一 个群落相对于自己来定位他人的工具。”（米歇尔·德·赛尔托：《历史与心理分析——科学 与虚构之间》，邵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10 页）这一现象在明末 的中国已经明显展现出来。 满洲建国初期自认为“夷”。如要实现“以夷变夏”的政治目标，必然要展开一系列长 期的、有意识的、不间断的身份重组和确认工作。为明确自己以绝对少数的民族身份治理帝 国的合理性，清初朝廷必须树立多民族国家的意识，这也最终导致传统天下观念的内涵发生 嬗变。清朝皇帝自立国到最终确立天下一家的世界观，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激烈的身份挣扎过 程，最终在武力和观念说教的双重攻击下，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继承中国大统的身份得到 了合法性证明，从而最终完成了满清对中国传统世界观的继承和适应性改变——“以夷变 夏”。传统朝贡体制建立在“用夏变夷”的观念之上，满清通过“以夷变夏”，颠覆了传统朝 贡体制的基本逻辑，然而反清复明的身份认同诉求并未在随后的三个世纪中消失。 明清易代导致的华夷易位一直成为一个隐性的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但这样的 认识并非简单的以“前因后果”的线性历史观解读1644 与1911 年间历史的相关性，而是认 为：既然中国特有的种族意识（华夷之辨和特定历史时期的汉蒙、汉满关系）可以被 19 世 纪的造反者“利用”（以反满的形式），并在这个“利用”的过程中诞生了新的民族国家，那 么为什么不能说明清易代之后掩埋的因素的确发挥了历史作用呢？ 即便是主张复线历史观的杜赞奇，还是强调了孙中山“利用”和“重写”了对满族进行 的复仇使命：“1912 年2 月，在辞去新建立的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之后的某天，孙中山来到 明朝（1368-1644）创建者的陵前，向这位汉族的祖先祭告。他在祭词中表达了一种深沉的 已经完成了向征服神圣国土的满洲进行复仇的使命的意思……细读孙中山的这些段落就会 发现，它实际上浓缩了我的好几个主题：但眼下我们还是先来注意两个动机的结合：为祖先 的英灵复仇及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有民享的共和国。”（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 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106 页） 换言之，正是因为先有1644 年的事件和满清的统治，才给1911 年的革命前后的意识形 态宣传创造了一个极为有用的条件。与此相对应，满洲的身份认同恰恰是在 19 世纪后期才 1 “悲剧性地膨胀起来。”（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第57 页。对满洲身份的基 于造反（太平天国）和革命（辛亥革命）需要的排异性构建，反而导致了中华民族身份认同 的急剧加强，并最终导致“走向共和”，从而完成了中国世界观的转化。因此，从身份认同 的角度而言，也是中国内部因素的相互碰撞，才产生了中国的“进步”。 明清易代尤其说明了这一点：一个被视为夷狄的少数民族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武力 固然是基础，但是文化认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起着重要作用。这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特 性。只是这个问题在晚清再度提出，而当反满最终成为旗号而不是革命目的的时候，中国的 民族主义实现了自己的历史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