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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借鉴还是模仿 　　2007年12月9日，“山西首届魅力新农村建设论坛”及新闻发布会在太原举行。来自全省各市130余名村官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旨在交流、学习新农村建设经验。 　　会议期间，最为耀眼的两位村官是：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党委副书记段林川、大连市金州区后石村原党委书记陈玉圭。当两位“明星”村官在台上展示各自村的美好景象与成功模式时，台下的省内各位村官眼中流露出的是艳羡与崇拜。坐在记者旁边的一位村官由衷说道 “会后一定要去人家那看看。” 　　去南街村、后石村看看、学习的村官很多，据段林川介绍，有时每天接待好几拨。看后如何走?借鉴还是模仿？诸多疑惑摆在渴望发展的山西省村官面前。山西省壶关县小逢善村、柳林县葛家山村都曾学习南街村模式，但前者成功了，后者却难以为继。 　　 　　“移植”南街村模式 　　 　　类似于山西大多数农村生活规律，这个世纪初的柳林县葛家山村男人外出打工，女人守家务农，集体经济寥寥无几，但自从2003年“移植”南街村模式以来，葛家山村民的生活轨迹发生了改变。 　　在葛家山村村口便能看到高大的毛泽东像。 　　每天早晨7时，柳林县葛家山村的高音喇叭里，准时响起了人们熟悉的《东方红》乐曲。自从学习河南著名的南街村模式走上集体经济发展道路后，村里每天早、中、晚各放一次革命歌曲。村里还要求村民每天背毛泽东语录。 　　除了这些，葛家山人常常能听到的，还有村支书王牛霸在高音喇叭上的骂声，批评损害集体经济的行为。加强村民对集体经济的思想认识，是葛家山村委除了经济发展以外的最大工作。 　　截至2007年，这种集体经济模式在葛家山已经实行四年，从最初的成功到现在的困境，葛家山人面对的不仅仅是走不走集体经济、听不听毛泽东语录，而是集体经济今后如何在市场中站住脚。 　　 　　一笔“意外”之财 　　 　　2003年，葛家山村分到了1700余万元的煤炭补偿费，分给村民每人2.4万元后，还剩余400多万元。村支书王牛霸称之为“一笔‘意外’之财”。 　　“钱不能就这样放在村委，过几年花光了，到时葛家山还是一穷二白。”村支书王牛霸决定用这笔钱发展集体经济。以前王牛霸去过南街村考察，一直羡慕南街村的繁华。 　　分到钱后，王牛霸带上村干部去各地“旅游”，先去深圳特区，后是华西，最后是河南南街村。王牛霸说“几经考察，我更加认定了南街村的集体经济模式。”回到太原当天，王牛霸当即组织干部开会，讨论村子今后的发展o“不能拿村里的钱白旅游，看了这么多，要给村里找条路。” 　　会议开到凌晨4点多。村干部你一言我一语地分析，深圳的差距太大，华西村要求太高，大家最终选定了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办个砖厂比较符合实际，村里的黏土土质好，是现成的资源，而且柳林也没几家砖厂，开办后效益肯定不错。” “南街村就是从泥蛋蛋起步，我们村完全可以学。”王牛霸说。会议的最后一个内容，就是要求干部包干说服亲人与村民，全村20多名党员，必须将村里人全部说服。 　　包干说服工作完成后，随后召开的村民大会不仅通过了村委会修建砖厂的决定，除了村干部的集资，一部分村民还自愿投资。“砖厂投资近700万元，除村集体的400多万元外，其余则为村里集资和贷款。村民集资1000到5000元不等，村干部必须投资1万元。”村办公室主任王金德介绍。回忆当初，王牛霸说：“没有这笔钱，走南街村的路只是我的一个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砖厂是葛家山村的支柱产业，也是村里最早的集体经济实体。2003年砖厂建立后，葛家山村正式走上了集体经济发展道路。第二年就盈利300多万元，全村人均收入从1000余元上升到3000多元。 　　随后葛家山村又建起了养猪场、养鸡场及蔬菜大棚。2004年开始，又将村民所有土地全部回收，统一种植优质核桃、红枣等经济林木4万余株。同样分到煤炭补偿款的郭家山村民非常羡慕葛家山村的变化。“人家钱少能搞成这样，我们村钱多却怎么也搞不成，主要是人家村里有个说了算的书记。” 　　 　　“红色”教育 　　 　　砖厂建在村边的大坝上，从正门进入砖厂，首先看到的是一座4米多高的毛泽东右手高举指向前方的雕像。雕像四面环绕的草坪在这个尘土飞扬的砖厂里特别抢眼。 　　早晨放《东方红》，中午放《社会主义好》，晚上放《大海航行靠舵手》，是葛家山村的规定。与南街村如出一辙。 　　早晨七时半，东方红的乐曲即将结束时，工人们陆续到厂。厂里每天的早饭也是准时备好，汤面馒头，每当一个人盛上汤后，食堂工作人员就会将一颗剥好的煮鸡蛋放到他的碗里。按照规定，村里的工人都在这里吃饭，中午则是肉烩菜和面，晚上是稀饭和馒头，外加小菜。这样的伙食在葛家山村每人每天扣0.35元，不分干部工人，一视同仁。 　　在这里最为严厉的规定是葛家山村必须人人背毛泽东语录，每户家中必须有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