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哥德堡号“中瑞陶瓷贸易遗珍”展.docVIP

寻访哥德堡号“中瑞陶瓷贸易遗珍”展 　　18世纪起，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风”，饮茶成为了一种时尚，中国瓷器旋即风靡欧洲。1731年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次年从哥德堡派出第一艘商船航向广州，开辟了中瑞贸易历史的新篇章。直至1813年，东印度公司共进行了132次亚洲航行，除z次外，其余均来广州贸易，并从广州进口了5000万件瓷器，堪称中瑞陶瓷贸易的黄金时代。而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第二大商船“哥德堡”号共有3次广州贸易之行，在中瑞陶瓷贸易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为迎接瑞典“哥德堡三号”仿古商船到访广州，此次展览从“哥德堡”号沉船出水瓷器、哥德堡海事博物馆、瑞典哥德堡西方古董公司以及瑞典私人藏品中遴选出99件(套)陶瓷珍品，全面反映广州与瑞典二百余年陶瓷贸易的历史。透过这些珍宝，重温中瑞贸易往来和文化融合的辉煌岁月。 　　历史上，广州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特别到了清代，广州－口通商后，对外贸易进入全盛时期，瓷器外销是清代广州对外贸易重要的、大宗的产品之一。欧亚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最早从中国向欧洲进口瓷器，葡萄牙之后荷兰、英国也大量进口中国瓷器，瓷器对于西方人而言，是奢侈品、收藏品和珍贵的器皿。自17世纪末18世纪初之后，随着中国瓷器不断西运欧洲，瓷器不但成为上层社会的必需品，而且也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生活必需品。18世纪在欧洲各大东印度公司中，瑞典东印度公司(1731年6月成立)在对华瓷器贸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瑞典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中，瓷器也占有重要地位。 　　 　　中瑞早期的陶瓷贸易(1731年前) 　　 　　 　　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前，中瑞之间还没有直接的陶瓷贸易，而是从荷兰及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中国瓷器。大部分为釉下青花瓷，主要器型为碗、杯、扁壶、烛台、罐、盘等，具有薄壁、青花纹样、砂底等特征。纹饰主要为花、鸟、昆虫，间有少量瑞兽和人物等纯中式图案。 　　1631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fIIAdolf)收集了一批晚明克拉克青花瓷碟、盘、杯。他的女儿即瑞典王后克里斯蒂(Krlsrina)(1654年弃位)也是著名的中国瓷器收藏家，她收集了330件克拉克瓷。到17世纪末，一批富裕的瑞典人专门收集中国瓷器、漆器等陈列于他们特设的中国房间里。到清朝初年，开始进口中国生产的“伊万里”(Imari)瓷，这时的主要器型为碗、杯、扁壶、烛台、罐和盘等，但已开始受到荷兰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中瑞陶瓷贸易的开端。 　　 　　中瑞陶瓷贸易的黄金时期(1731―1806年) 　　 　　中瑞陶瓷贸易史上的黄金时代是瑞典东印度公司经营远东贸易的活跃时期，即清代康乾时期。1731年，扣尼格公司获得了他们的第一个瑞典皇家特许权，获准同远东地区进行贸易，即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公司总部设在哥德堡。瑞典东印度公司1731年开始运作，1809年破产，1813年解体。 　　 　　与欧洲其他东印度公司相比，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规模较小，船少、职员少，一般情况下，职员仅有400到800人。然而瑞典东印度公司是瑞典最成功的贸易公司，其最大的两艘轮船是哥德堡号和R1ddarhusQt号。从1731年到1746年间，瑞典东印度公司仅有l2艘轮船，随着1745年1月Drottningen aV swerlge号和Stockholm号沉没及1745年9月哥德堡号(GOthQborg)沉没，到1746年仅剩下了5艘轮船。从1731年到1806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共拥有37艘船，共进行了130次航行，其中有127次航行是以广州为目的地。据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1792年所有来广州贸易的外国船，按每艘船装运瓷器的数量统计，瑞典船最多，达700担，虽然当年到广州的瑞典船只有一艘。据统计，瑞典东印度公司经营远东贸易期间，从广州进口的瓷器共有5000万件，堪称中瑞陶瓷贸易的黄金时期。 　　最知名和影响最大的是“哥德堡”号货船，它是一艘以瑞典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城市哥德堡命名的重要船只，“哥德堡号”木船是一艘18世纪的瑞典商船，全名“东印度人――哥德堡号”，为瑞典东印度公司所有船只中的第二大船只。1738年始造，船长82米，排水量约为833吨，船上装备有30门大炮。1739年至1745年“哥德堡号”三次从哥德堡起航到广州。每次航行船上大约有700吨中国货物，包括茶叶、香料、瓷器、丝绸和藤器等。其中瓷器约100吨，茶叶约370吨。遗憾的是，1745年9月12日“哥德堡号”返航，在距口岸边仅约900米的海域，船身偏离航线，驶入著名的“汉尼丹巴”礁石区，在众人迎候、期盼的目光下，“哥德堡号”庞大的身躯却带着满载的财富沉入海底。东印度公司很快就对船上的货物进行了打捞，但只有114的货物被打捞出水，在对打捞出水的货物进行拍卖以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