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兄弟”的名义.docVIP

以“兄弟”的名义 　　一、后/冷战时代关于“一个民族”的想象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韩国电影产业全面兴起以来，出现了大量以“间谍”为题材的商业电影[1]。其中《生死谍恋：鱼》（1999年，以下简称为Shiri）和以在38线上韩国/朝鲜军人的悲剧性相遇为题材的《韩朝风云JSA》（2000年，以下简称JSA）在韩国获得了非常高的票房成绩，也带来了耐人寻味的社会文化内涵。1999年，《Shiri》所取得的票房成绩是578万，远远超出了同时期席卷全世界的《泰坦尼克》（1998年）在韩国获得的470万票房纪录。于是，当时各种媒体以“本土的Shiri击沉了泰坦尼克”（《大韩每日》，1999.4.10）、“在Shiri所掀起的狂风中泰坦尼克被淹没”（《韩民族新闻》，1999.4.19）等标题来欢呼韩国电影能够打败好莱坞大片的历史时刻的到来。而后，2000年电影《JSA》问世，它的票房还超过了《Shiri》的580万成绩。这两部电影《Shiri》、《JSA》的特殊之处在于：一方面都是根基于韩国电影产业的基础上生产的所谓韩国大片，另一方面都以朝鲜间谍或朝鲜军人为题材。因此，《Shiri》、《JSA》这两部商业电影被认为是开启了韩国大片[2]作为民族电影（nation-films）的可能性的电影。 　　新世纪之初，在《Shiri》、《JSA》电影获得成功以后，以韩国与朝鲜之间的接触和冲突为题材的电影，纷纷获得成功而成为需要阐释的社会文化景观[3]。尤其是，继《Shiri》时隔10年，电影《义兄弟》（2010年）在韩国社会再度唤起“间谍”记忆，可是这部影片中的朝鲜间谍是以失业的情报员的身份回来，而韩国与朝鲜两方情报员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义兄弟”了。从这两部间谍片即《Shiri》、《义兄弟》看，韩国与朝鲜两方情报员关系由对手（《Shiri》）变成“义兄弟”是具有症候性的文化现象的。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或者说为什么敌人会变成兄弟呢？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相关的脉络，就是90年代后期出现了许多表现韩朝分裂的“韩国大片”。 　　韩国间谍片，特别是基于1998年以来韩国与朝鲜关系的变化，它经常与“民族和解”、“一个民族”等1990年代后期以来韩国社会内部的命题一同出现，而形成文本内/外的紧张关系，这一点很重要。于是，后/冷战时代的韩国间谍片的两方军人呈现了很不一样的身份问题，即两方情报员（军人）夹在冷战时期的敌对关系与后/冷战时期的民族和解之间，即敌人和“一个民族”之间摇摆不定。由此，后/冷战时代的韩国间谍片试图重构后/冷战时代的民族身份来[4]。 　　 　　二、 以“兄弟”的名义：后/冷战时代民族自我的两个面向 　　冷战时期，即20世纪50-80年代之间的韩国间谍片中，关于“朝鲜间谍”如同殖民者日本人一样，是绝对的敌人，他一向带着“邪恶”、“残忍”、“恶毒”等的面孔出现，而做出种种暗杀[5]、放火、贩毒等威胁社会安宁的行动来。到了后/冷战时期，在韩国间谍片或分裂题材韩国大片里，朝鲜间谍或朝鲜军人不再是你死我活的、凶暴恶毒的、摩尼教式二项对立的敌人；他有时候傻乎乎（《间谍 Lee Chul-Jin》），有时候心软和善良（《东莫村》、《JSA》），不再是构成韩国社会的威胁的存在。朝鲜和韩国的情报员从冷战时代的敌我关系变成为后/冷战时代的兄弟般的敌手（不是敌人）关系，以构成互相映照的镜像关系。 　　虽然在这些韩国电影中韩国/朝鲜被呈现为一种兄弟般的关系，但是朝鲜依然被呈现为贫穷和饥饿的社会，而韩国社会则是高度发达和文明。《间谍 Lee Chul-Jin》中，朝鲜间谍 Lee Chul-Jin为了解决朝鲜的饥饿问题而来到韩国夺取韩国所开发的“超级猪”（super-pig）基因技术。《Shiri》中，朝鲜男间谍同样是为了贫穷的朝鲜人民而要夺取韩国所开发的新武器。这些电影里，朝鲜总是因贫困而强烈地欲望着韩国的发达文明：新武器和新的基因技术等。与贫穷的朝鲜相比，在物质文明和高科技方面韩国社会占绝对优势。毫无疑问，这样对朝鲜的欲望的书写方法基于韩国的幻想。这一幻想包含两个看起来极端矛盾的取向：一是韩国对朝鲜的恐惧。如《Shiri》里面，韩国首都首尔以非常华丽而高楼林立的面貌出现，在朝鲜间谍的恐怖行为的潜在威胁面前，展示了自己的肉体。这一大都市的露面越无意，在这里面穿行的朝鲜间谍越变成恐怖的对象。二是，韩国/朝鲜兄弟接触的时候，朝鲜经常呈现为具有某种精神优越性而能够吸引韩国军人的人。在此，朝鲜间谍或朝鲜军人所具有的种种美德，是在以优胜劣败、竞争淘汰作为第一原则的新自由主义的网络中难以找到的东西，这就是韩国社会所缺乏的。 　　有鉴于此，后/冷战时代的韩国间谍片，通过将朝鲜描写为欲望着韩国发达文明的贫穷和饥饿的社会，以确认自己的物质上优越。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