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双雄 百姓弟兄.docVIP

影像双雄 百姓弟兄 　　朱宪民，1943年出生在山东一个地道纯正的农民家庭，1968年成为《吉林画报》摄影记者，2002年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王玉文，1948年出生在辽宁一个世代矿工的工人家庭，1973年成为《阜新日报》摄影记者，2002年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一个农民的儿子，拍了40年农民。 　　一个工人的儿子，拍了40年工人。 　　暂不表二人间的默契与砥砺、中国摄影界最无间的友情见证，且不说观看者的赞叹与感慨、中国普通民众最广泛的回眸反思，仅仅这样一个单纯却富有意味的事实――工人、农民，40年的存在；工人的儿子、农民的儿子，40年的坚持――就足以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一个奇迹，成为中国纪实摄影史上的一座丰碑。 　　我一直对一位作家定义“英雄”的字句记忆深刻：“所谓英雄，不过是比别人多坚持了5分钟。”而在40年的拍摄生涯中，坚守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无论这个人曾表达过什么，也无论这个人沉寂多久，我坚信，在他以40年的厚重积淀发出声音的时候，都必将被时代所铭记。 　　从这个意义而言，朱宪民、王玉文堪称中国当代的“影像双雄”。 　　 　　我选择你 你选择我 　　缘已注定 情难割舍 　　朱宪民说：“我最庆幸这一生能从事最喜欢的工作，庆幸自己选择了一个可以一生拍摄的题材。我愿意为此抛弃一切世俗的享乐，付出一生的精力。” 他还说：“黄河的拍摄完成了我回报母亲的心愿。我总算没有愧对‘黄河的儿子’这个名称。” 　　王玉文说：“我非常幸运地选择了摄影这个职业，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但是我热爱它。现在它已成为我的生活方式。”他还说：“我爷爷和父亲都曾在辽宁的矿区工作过。我在报社当记者时恰好又负责矿区的文字摄影报道。也许就是这一切，铸就了我的‘工业情结’。” 　　朱宪民选择了摄影，选择了黄河，选择了黄河岸边的农民；王玉文选择了摄影，选择了工业，选择了辽宁的产业工人。两个人不约而同强调的都是选择，不论是职业，还是题材，而他们用来描述自己情感的字眼又是同义词：庆幸与幸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朱宪民出版过一本画册――《黄河等你来》，五个红字格外地入眼入心。一个“等”字，道尽了上苍的安排与天降的大任。那命里注定的，你又如何能抗拒呢？朱宪民的“黄河情结”，仿佛是一份连接着前世今生并将伸展到未来的缘，无尽无休。 　　中国摄影出版社为王玉文出版过一本画册――《影像背后》，四个灰字很是入情入理。“背后”有什么呢？面对静寂的厂房、废弃的设备和不再的辉煌，王玉文与分流下岗的工人一道经历了失落和改革的阵痛。那血脉相连的，你又如何能割舍呢？王玉文的背后，好像有一双命运的推手，推着他聚焦辽宁工业，关注产业工人，不停不歇。 　　这样说来，也是摄影选择了朱宪民和王玉文，是黄河和工业选择了他们忠诚的儿子。 　　“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我觉得，这首情歌同样能演绎朱宪民、王玉文与摄影之间的浓情挚爱，因为，他们就是为摄影而生、为摄影而活的。 　　 　　离开了家 回到了家 　　走出小家 终成大家 　　纵观朱宪民、王玉文的生命轨迹与心路历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只是在纪实摄影这条道路上，他们起步的时间有早有晚，行进的速度有快有慢。 　　17岁，朱宪民从黄河边走进了城里，选择到照相馆工作，成为四个学徒中最早出徒的一个。 　　20岁，王玉文从矿区到乡下插队，与当地农民结为朋友，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接足了“地气”。 　　25岁，两个人都成了摄影记者，为“高大全”、“红光亮”的影像而忙碌，在中国摄影的崎岖弯路上各自行进。 　　1979年，已到北京工作的朱宪民，被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安全局（FSA）摄影师们怀着巨大的同情心和尊敬心所摄取的、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纪实图片深深地击中了，从此迈出了决定自己一生功业的一步――36岁的朱宪民踏上了回家的路，从那以后，他的摄影再也没有离开过黄河和黄河岸边的百姓。在谬误当道的纪实摄影暗夜里，朱宪民无疑是一个早醒的人。 　　1980年开始，王玉文专职从事辽宁省摄影家协会工作，在80年代末纪实摄影实践规模渐大却表现得良莠不齐的时候，在大多数摄影师跟风走却不严肃地思考“拍什么”的时候，他鲜明地提出，作为工业大省，辽宁要抓工业摄影。40岁的王玉文，带着对纪实摄影的“不惑”理念回到阜新――以这个特定的地方作为自己记录时代特质的基地――拍摄露天煤矿与煤矿工人。 　　然而，他们又都没有将视线局限在自己的家乡。从黄河源头到黄河入海口，朱宪民在纪实摄影的长度上延伸；从煤矿、钢铁、造船到采石与机械制造，从阜新、鞍山、大连到抚顺与铁岭，王玉文在纪实摄影的广度上铺展。 　　农民、工人，虽然取材内容平淡无奇，但却恰恰折射了朱宪民与王玉文本色的人生哲学，也让他们直抵纪实摄影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