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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摄影与城市对话 　　城市摄影背景 　　 　　城市摄影由来已久，摄影先驱尤金?阿杰（Eugene Atget,1857-1927）在19世纪末以其敏锐、细腻的观察，记录和拥有了整个巴黎。 　　1980年秋冬，全民性的国民经济大调整全面展开，艺术同经济一样，逐渐认识到要在传统视域和格局内获得长足的进展，必须开拓思维。在这样一个深刻的变革时期，许多摄影人开始在审美、形式以及对社会、人生的认知方式等方面的自觉地积累。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明显好转，普通百姓的收入、支出的结构正在慢慢改变，这就使照相机走进普通人家成为可能。于是，很多人开始用照相机记录生活。但，或许因为无法面对自己的现实生活，很多摄影人主动选择出走，去自己生活以外的地方拍摄，因此这种出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移情”。 　　同时，1980年代中期，法国大革命前的哲理小说，德国诗人歌德的《浮士德》，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这些作品使我们这样一个缺乏哲学思维的传统国度里人们获得了一次哲学狂欢的机会，构成了一股新的哲学风潮。而且，大量的国外艺术作品进入中国，这使中国的艺术家在模仿国外成熟艺术作品形式的同时，也开始让艺术作品担负起反思社会的重任。 　　1980年代的上海，学习摄影的热情空前高涨（据说有20万人之多），除了媒体的记者外，很多对摄影充满向往的人也开始拿起相机。于是，他们穿梭在上海城中，参与到更广泛意义且自觉的摄影创作中。 　　 　　“北河盟”摄影群体 　　 　　“北河盟”在1980年代的文化环境中开始寻找自己的摄影理想。“我们只知道我们在寻找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寻找到什么。”（顾铮写在“北河盟”在上海淮海电影院巴黎咖啡厅的展览请柬上的话。）他们由一群生活或学习在上海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不服务于媒体，没有很强的职业特征，对于生活的记录没有功利性，完全出于个人表达的需要。成员为：金弘建、张继文、尤泽宏、张少平、毛一青、计文宇、王耀东、顾铮和黄懿（女）。 　　 “北河盟”的大部分成员在青年宫的青年摄影协会相识，大部分的作品是在他们生活的都市――上海完成的。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拥有一台相机, 成员之间的器材都互相借用。每个星期他们至少聚会一次，金弘建家中的那个小小的阳台是他们高谈阔论的佳处…… 　　1986年9月1日，“北河盟”的首次展览在上海淮海电影院的巴黎咖啡厅开幕了，展览共20天。作品共四、五十幅，每个人作品的数量不同，至少有一幅。淮海电影院门口有很多又粗又大的法国梧桐树，但是，人行道却很窄，所以，他们就在正门口的树上包上一大块红布。展览的装裱也极为简单，在相纸上轻轻裁一刀，然后撕开，就自然露白了，接着贴在用宣传色刷黑的三合板上，这样，简单的装裱就完成了。 　　同年的10月18日到26日，“北河盟”摄影群体在北京西城区工人俱乐部的“八十平米”艺术展厅，举办了名为“寻找者黑白摄影”的展览。 　　在“移情”的年代中，他们选择回归都市，在都市中寻求突破和创新，直面自己的现实生活，用作品和自己内心对话，和城市对话。这是需要勇气的。 　　后来，上海又相继有一些摄影同好结成不同的群体，进行摄影尝试，“北河盟”的盟友们也与他们保持了良好的交往。事实上，“北河盟”在许多摄影人眼里，成为了海派摄影特征的一种代表。 　　 　　与顾铮、王耀东、金弘建、尤泽宏的对话 　　 　　□ 林:“北河盟”的第一次展览是在哪年举办的？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顾：1986年。“北河盟”这个名字是专为展览取的。 　　王：也没什么实质的意义。当时，张抗抗有本小说《北极光》，这本小说给我的感觉很好，就取名叫“北河”吧，觉得这个名字也很有诗意。张继文当时在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读书，但他是北方人，觉得必须要有“盟”这样的字，所以就叫了“北河盟”。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感觉性的产物，没有太多的象征意义。 　　□ 林:办展览的初衷是什么？ 　　王：作品到一定程度，从个人也好，从群体也好，觉得自己作品挺好的，要让别人看一下。当时大家都不富裕，办展览有很多具体的困难。所以我们选择在淮海电影院，它的费用相对低一些。作为淮海电影院，他们认为“这个就是我们在上海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具体行动。”淮海电影院还提出“响应市政府号召，把艺术带到商业街上” 的口号。因为举办我们的这个展览，该电影院还被评为“区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 林：为什么展览的场地选在淮海电影院的巴黎咖啡厅? 　　金：淮海路这段本来就很乱，淮海电影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电影院本身想改变一下，就利用它下面400平米的人防工程地下室，办了个巴黎咖啡厅，卖咖啡、饮料。还免费提供场地，不定期地举办各种类型的展览，有点像北京的“八十平米展厅”。这个厅的第一次展览就是我们“北河盟”的摄影展。 　　□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