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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剧的农村叙事策略与历史反思 　　从1982年的《蹉跎岁月》开始，知青题材逐渐成为电视创作的重要来源，但伴随时代语境和媒介变迁，其类型叙事模式和主题表达也在悄然改变。一个显著区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因为距离历史发生现场较近，加之“伤痕文学”的影响，知青剧尚能较为直接地触碰到文革和上山下乡等历史痛点，主题表达也相对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但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以2004年《血色浪漫》为标志，知青题材开始呈现传奇化、浪漫化和戏谑化特质，历史反思遭到一定程度上的消解。在这种主题转变的引领下，叙事重点也发生了转移，开始更多讲述返城之后的故事，诸多文章也将其命名为“后知青时代”①。这些作品的故事更多发生在大学、工厂、单位或企业公司等城市空间，农村似乎成为一个遥远的回声。但没有下乡，也就无所谓“知青”，更没有返城后的种种社会症候，所以，即使在“后知青时代”，多数知青剧仍旧注重农村表达，由此，该空间也成为知青剧最重要的构成元素。整体而言，知青剧的农村表达策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渐进的层次。 　　一、 原生态的农村景观和田园想象 　　从历史真实出发，当年国家之所以号召知青下乡，并非因为乡村的美好，而是其原始性和落后性。知识青年的到来，一方面缓解了城市压力，更重要的也充当当地垦荒者和建设者的角色。以北大荒为例，从1968年到1976年共54万知青来此。而他们并非个案，在国家战略安排下，此前50年代10万军官转业至此，此后80年代也有8万大学生扎根北大荒。因此还原到历史现场，即使有红色思想的激励，农村对知青而言也很难是浪漫之地。针对于此，知青剧自然注意通过各种设定暗示条件艰苦，如期待城市亲戚邮寄的物品，争抢几块鸡肉，合吃一个罐头，炒菜多放猪油等情节。但在大众文化的审美需求驱动下，乡村的苦难一定程度上被遮蔽，而更多地被塑造成为远离城市的世外桃源。 　　创作者首先在场景选择上有意识地建构一种完整的农村田园景观，同时还注意利用特殊的摄影技巧给予审美强化。如《满仓进城》的重心其实是在高考之后，但在开篇几集仍着意展现了大梨树的村庄结构。外人进村需要船只摆渡，全景镜头中湖水澄澈、远山婀娜，这暗示出村庄外围的山水景观。村庄内景主要体现在满仓家院，他们平日露天吃饭，院子里挂满了玉米串，墙角是各种农具和木柴，而镜头摇动时，家门旁就是成片梯田，远处则有植被和油菜花黄绿相间。通过这些画面，观众得以直观感受到“人在自然间”的原生态田园风貌。不同作品中的农村面貌也许各异，但都遵循了相似的影像呈现逻辑。 　　从接受心理分析，这种空间表现首先增加了知青剧的可看性，观众在欣赏过程中能够迅速识别某一地域的典型特征，特别在当下的城市化语境中，这极大地满足了个体的乡村想象，而现代化引发的时代焦虑在影像中也得到了想象性抚慰。但田园化的农村特征也不可避免地改造了知青剧的主题走向，一代人曾经的煎熬和守望在景观痴迷中被淡化，他们用青春浇筑的坎坷岁月在后辈观众那里也被等同为田园生活的另类尝试。由此，历史反思转换为历史猎奇，娱乐诉求和主题表达之间的内在矛盾也进而显露。所以，同所有现实题材电视剧一样，面对历史如何安置自身的影像立场也是知青剧创作的重要命题。 　　二、 善良村民与知青“拯救者” 　　田园景观只是知青剧农村策略的表层手法，这首先在视觉上满足了当代观众的农村想象，借由这种方式，呼应其心灵深处的遥远乡愁。正如卢梭的观点：“现代文明损害了人的自然本性，因此，人应当以回归自然来抵制现代文明的消极影响。回归自然不是彻底离弃现代文明、回到蛮荒原始，而是回归人类的善的本性。”[1]因此，在单纯的自然景观之外，知青剧还着意塑造了一批村民形象。如果知青尚属于外来者，他们则是生长于斯的本地人。整体而言，“农民形象在知青题材电视剧中数量不多，也很少成?橹饕?角色，他们往往处于边缘地位，推动戏剧情节的发展作用也十分有限”[2]，但就叙事功能来讲，他们不可或缺，村民存在不仅丰富了叙事的对抗性，也在推动主角成长和性格转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果进行简单的二元划分，知青剧中也有反面的村民形象，比如《遥远的婚约》中的李大傻和李大丫，《满仓进城》中的梁主任等，他们通过时代赋予的特殊权力（民兵队长、革委会主任等）或阻挠知青高考，或进行性侵犯，或施计女知青留在农村，对于知青而言，他们自然是威胁者和对抗者。但更多的村民被塑造成善良形象，就像农村的自然山水一般，他们往往不善言辞，但质朴宽厚，在关键时刻往往成为知青的庇护者和拯救者。知青剧最常见的一类情节便是禁书，为了获取知识，知青们不惜以身犯禁，而纠察人员搜捕的紧急关头，通常都是村民帮助惊险解围。《知青》和《北风那个吹》中都出现过类似桥段，特别是《北风那个吹》中的牛鲜花，对帅红兵，牛鲜花不仅给予了政治性保护，还在他重病和回城无望时选择与其结婚，并持续给予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