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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寻找有意义的事 　　 2008年12月，华裔科学家朱棣文被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提名为能源部部长。少数族裔、诺贝尔奖得主、美国政府高官，集三者于一身的特殊身份，把这位已步入知天命之年的著名科学家再度置于世界的聚光灯下。他的成功固然是全世界华人的骄傲，但他的成长经历，却值得中国的每一位家长、老师、学生反思和借鉴。 　　 　　从小成绩一般，但动手能力很强 　　 　　朱棣文祖籍江苏太仓，1948年出生于美国一个华人学者家庭。父母早年都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留学美国。在朱棣文的父兄辈中至少有12位拥有博士学位或大学教授职位。父亲朱汝瑾甚至还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外籍院士。治学严谨一直是朱家的传统。 　　朱棣文在家排行第二。小时候，他大哥学习成绩优异，而自己则平平，这可难为了他。因为华人传统上对教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狭隘观念，把学校教育看得高于一切，把考试分数与真实才能划等号。这就使得他父母时时拿大哥与他作对比，而他不论怎么努力总赶不上大哥，所以曾经有两个月时间，他拒绝去学校。 　　但这位不被父母看好的孩子却有个长处，即喜欢动手，虽然这并不能为他赢得好分数。幼儿园时朱棣文就喜欢玩积木、组装塑料飞机和军舰模型。小学毕业前夕，他成天兴趣十足地捣鼓一些用途不明的装置。他的房间地毯上常常堆满金属支架、螺帽、螺钉等小玩意儿。 　　所幸的是，他父母还算开明，虽然不高兴，但毕竟没有阻拦他。倘若当初父母把他的“破烂玩意儿”扔出窗外，那也就把一个诺贝尔奖给随手扔掉了。而我们现在的老师和家长，是很可能这么做的。他还从午餐费里节省出一笔钱买材料，跟一位同学用自制火箭做实验。 　　后来他访问中国时说：“我想，好的教育应该是让你自由寻找那些对你有意义的事情。人脑不是容器，不是往里填东西，而是要不断问自己：这东西――也许是家长要求的，也许是老师塞给你的――它对我有意义吗？这是我成长的体会。” 　　上了初中，除了几何，大部分课程都引不起朱棣文的兴趣。他对几何感兴趣是因为这门课不用死记硬背，只要通过少数几条基本原理就能推出一大堆结果来。这个爱好使他沉闷的学校生活轻松了许多。他还爱好体育，经常与邻居的孩子一起玩足球、篮球和棒球。没人教他打乒乓球，他就买了一本书自学。 　　高中时，朱棣文被物理学和微积分给迷住了。这两门课和几何学一样，都用不着死记硬背。另外，他有幸遇到一位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启蒙老师――托马斯#8226;米纳先生。朱棣文把他视为一生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两个重要人物之一。米纳先生除了讲课异常清晰准确，还鼓励学生做一些看似想入非非的实验。中学最后一个学期，朱棣文制作了一个单摆，并想用它来“精确”测量重力，当然这是异想天开。有意思的是，25年后他也做同样的事情。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发明了“激光冷却原子”的方法，用它来测量重力能达到前所未有的精度。 　　中学毕业，朱棣文因为成绩不够好，进了二流的罗彻斯特大学。而在这之前，他的大哥和几个表兄弟都进了普林斯顿、哈佛这样的名牌学校。但他自己倒松了一口气，因为这里谁都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谁也不会拿他与哥哥、表兄弟们作比较了，他也借机可以摆脱家庭的阴影。 　　 　　一度想成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 　　 　　进入大学，朱棣文的求知欲高涨。他所修的物理课教材用的是《费曼物理学讲义》。这本书像催眠术似地吸引着他。费曼是对朱棣文一生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人物。朱棣文后来说：“费曼让物理看起来如此的美，他对物理的爱贯穿于书上的每一页。如果不是他的这套书，我肯定会放弃物理。” 　　那时朱棣文的数学也很出色，为了在物理和数学之间做个折中，他选择了理论物理。当时他心目中的英雄是牛顿、爱因斯坦以及费曼、盖尔曼、杨振宁和李政道。多年之后，朱棣文反思道：“可悲的是，我已经忘了米纳先生的教诲，忽视了实验的重要性，以至于连我也相信当时学术界流行的说法：一流的人才做理论，做不了理论才去搞实验。” 　　为了成为一名理论家，大学最后一年，朱棣文申请到伯克利做论文。那时理论物理的前景可堪忧虑，教员们一开始就警告学生，除非你有费曼的天才，否则最好转行搞实验。当然这话对自信满满的年轻人不过是耳边风。 　　朱棣文的导师当时正好对天体物理很感兴趣，他建议朱考虑一下原恒星的形成。这样他在伯克利国家射电天文台呆了一个夏天。但之后的两个月，他却不干了，觉得理论索然寡味，宁肯到实验室做实验消遣。 　　朱棣文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受他在这方面的爱好的启发，作为“消遣”，他做了一个声学实验，想验证一下人耳对音乐的敏感性。实验做得很漂亮，还澄清了一个前人的错误。这样，在实验室呆了一段时间之后，事情对他来说已经很明朗了：实验更有意思，他在实验上更能找到感觉。于是他向导师提出转行搞实验，导师同意了。 　　 　　找到一条自己的路 　　 　　上世纪70年代初，弱电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