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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制度转变对女性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伴随我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计划经济时代通过政治理念和单位制所树立的“男女一个样”的性别秩序正在向市场经济强调性别差异的方向转变。这种变化一方面给女性带来了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也使部分女性被排除在国家应有的保护之外。关于“单位制”的变迁以及其与女性就业的原保障和现行作用的探讨诸多。尽管单位制度已经终结，但对我国城市的影响仍以更加“隐形化”的形式存在。揭艾花认为，单位制是城市女性平等地位的制度保障。而单位制的变革改变了这种制度条件，使女性平等就业面临新的挑战。计划时期的社会动员和国家赋予妇女就业的政治意义，使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支持妇女继续就业具有了最广泛的人文基础和群众基础。对于单位制的变迁过程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研究方法与样本概述 　　本研究中，研究者将通过个案研究描述20世纪末“国有企业改制”政策实施前后，原女性职工在社会融合和进入市场的过程中性别角色重新建构的过程，由“单位人”变成“市场人”或“阶层人”的机制，并探讨导致这一发展趋势的原因。 　　为有效且显著地反映这一变化，研究者把“单位”作为多个案采集点。此“单位”即为闽北SW贮木场。SW贮木场创建于1957年1月，是福建省集木材加工和贮运为一体的综合性国有大型企业。全场在职职工1217人。企业为职工以及职工家属提供住宅、幼儿园、小学、初高中、卫生所、电视台、独立的发电供水设备等等。20世纪末，林业局对SW贮木场进行“分块搞活”，组建成了3家民营企业。于是，贮木场的一千多名职工在1999年、2000年、2001年，分数批全部“下岗”。大部分“下岗”员工通过被3家民营企业返聘、SW当地打工、出外打工等方式实现了再就业，部分在这10年内达到年龄已退休，也有部分现在处于待业状态。 　　这项个案研究，采集了19份案例。研究的目的是想获取这些妇女的经历资料，从女性主义理论和社会性别的视角来透视“下岗女工”或“下岗男性”的至亲女性们的记忆以及她们的鲜活经历，认识“组织化依附”瓦解时的女性的遭遇和应对，帮助读者了解在单位制变革、市场引入、家庭处境困难等多方互动下，女性工人的性别角色的重新构建。 三、单位制度变迁及其对女性的影响 人事制度及其影响 　　SW中存在着有两类员工，一种是全民所有制“编制内”职工，还有一部分集体所有制的“编制外”职工。SW全民所有制职工中多为男性，而有着“家属工”性质的集体工，多为女性。贮木场女职工占比22.9％，而木制厂女职工占比高达76.5％。原因是组建贮木场时在60年代，男女平等就业的指令还未深入传达，因此全民所有制职工中多为男性，即使是“补员”退休后，可由其子女顶替他/她的岗位）将岗位传给子女，亦大多“男传男”。而有着“家属工”性质的集体工，来源是婚姻关系或未“补员”与“下乡”的子女，故不可避免地多为女性。 　　企业改制阶段，SW贮木场对两种体制的职工施行了不同时期不同方式的处置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把“集体工”转换成了“集体合同工”。因此，在“下岗分流”阶段，对于一般的全民工是按照工龄和工资支付不同的“买断工龄费”，而对于集体工，则只需支付“合同解约费”，金额相差一半。另外，集体合同工的两批下岗均发生在1999年，而全民工的下岗多在2000年与2001年。 　　下岗的不同时期，对集体工再就业最大的冲击表现为从本质上封闭了集体工就业的一条渠道——“返聘”。即在贮木场改制后，经历“下岗”，后在短时间内就被贮木场分块拍卖后形成的3个私人企业聘请继续担任原职或相关职位的再就业途径。私人企业与政府约定必须返聘有意愿就职的全民工，而把集体工就业推向市场。在所有职工的去向中，返聘的比例27.5％，是总去向中占比最大的一项。而其中，贮木场的返聘职工占贮木场所有职工的32.7％，而木制厂职工占比19.3％；相应地，男性职工返聘的百分比是29.7％，高于女性职工的24.7％。 　　由于体制上遗留的问题，两种体制的职工在退休工资上的差别，尤其是很多职工，原先在厂时工种一样、工资差不多，但是退休金却因为是全民工和集体工的不同，而差距4-5倍。调查得知，全民工的社保，贮木场帮交，一年800元，工龄等于保龄。但是集体工就不是了，保的是人保，不算工龄，贮木场只当时帮每个人付了两千多元，所以集体工现在的退休工资才300-400元。这样的区别不仅体现在两种体制职工的退休金上，更提醒我们的是大部分女性与男性职工退休后的收入的差距。 住房分配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国家投资建房，然后分配到单位组织，再由单位组织以低租金的方式分配给单位成员的国家单位福利制。经过1980年代初起到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单位成为城镇居民住宅的主要供给者。 　　就SW贮木场而言，大部分的夫妻都是两人均为贮木场职工，因此贮木场的职工几乎都住在贮木场投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