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沈从文[精彩].docVIP

第十节 沈从文 1、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三个阶段：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1924年至1927年间，是他小说创作的早期阶段。这是一个初学用笔的时期。其作品主要涉及两大题材领域，即一、乡土的回忆与描摹；二、都市的见闻与感慨。前者集中展示湘西风情。其中虽不乏异域情趣，朴讷的叙述颇多生活原色，但由于技术的幼稚，更多的是一种特殊的民情风俗与自然风光的表象展览，一种较为简陋的忆往的纪实；后者或是暴露都市上层社会生活的空虚、庸俗与无聊，或者抒发自我初入都市的孤独、陌生以及渴望人间温暖与同情的灵魂痛苦，一种郁达夫式的内心苦闷的叙写。但由于题材缺乏典型的提炼，其中暴露上层社会部分，虽着意于讽刺，都因尚未掌握讽刺艺术的规律，结果反成一种都市病态的展览。 1927年至1930年，是沈从文小说创作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在此期间，他的以乡土为题材的小说，开始从早期自然主义的印象捕捉向现实主义深入刻画转变。与此同时，他还开始了两种不同写法的尝试，即一、以南方少数民族的某些习俗为依据加以完成，极富浪漫情调的作品，如《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等；二、融会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抒情为一体的作品，如《渔》等。而有关都市讽刺的作品，则摆脱了早期不善讽刺的幼稚，始于《有学问的人》，止于《烟斗》，开始形成自己的讽刺品格。 进入3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进入成熟期。这时，创作题材迅速朝两个方向聚拢：都市上流社会及乡村下层人民各种生命形式的叙写。在创作方法上，则集中表现为都市讽刺、乡土写实和在乡土写实基础上的抒情三种主要形态。作为联结他对都市与乡村观照的纽带，则是从道德与人格气质角度的两相对照对人性状态的考察，从中寄托他对现实人生及现代中国问题的思考。 2、总体特征 与左翼文坛注目于社会政治之变不同，沈从文潜心于表现“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人性之“常”。他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并称自己创作的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他的小说可分为两类：都市与乡村。在第二类题材中，他更多的投注了自己的热情，正面表现了自己的人性取向和情感评价。沈从文说：“笔下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绵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分乡村人事。这地方的人民爱恶哀乐、生活感情的式样，都各有鲜明特征。我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中长成，因之和这一切分不开。沈从文这种双重的题材与他先乡村后都市的人生道路相关，也与他自己的角色认知相关。他一再宣称：“我是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事实上，经历过五四启蒙，已成为现代都市知识者的沈从文不可能是真正的乡下人，但乡下人的自我角色认知，是他保持了对于都市与乡村的距离，建构出既可以审视乡村又可以审视都市的空间，从而成为湘西生活自觉地叙述者、都市生活的批判者。在沈从文的创作中，都市与乡村相互对比、相互发明，都市使乡村“具有了理想化的形态”，而乡村使都市“真正呈现出病态”。在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两相对照中，寄托沈从文爱憎哀乐及其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最终旨归。沈从文在他的习作选集代序里，曾这样说： 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 这是沈从文对自己小说整体人生构图的一个提纲挈领式的说明。这里提到的两篇小说——《柏子》与《八骏图》，就是分别以乡村人事与都市人生情状为题材的，他要读者对照看看，就是因为这两篇小说展示的人生状态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有意为之的对照。而这种对照，又集中表现为人的道德状态(包括人格气质)的对照。 都市社会：《绅士的太太》、《八骏图》、《都市一妇人》、《王谢子弟》、《来客》、《烟斗》、《有学问的人》、《自杀》、《大小阮》等等，构成一个系列，展示出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的一个侧面。其所描写的对象，有达官新贵、旧家子弟，大学教授与大学生以及官场上力图向上爬的职员(公务员)等等——这些人物，沈从文称之为“场面上人”，由他们构成都市“上流社会”。沈从文创作这些小说的目的，就是如同《绅士的太太》中叙述者所说：“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的石头打她的妇人，我是为你们为高等人造一面镜子”。 《绅士的太太》小说中人物间的爱与非爱，欺骗与暴露的对立，构成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张力。一方面，在上述男女间，是相互间关爱的表白。乃至信誓旦旦，另一方面，骨子里则全是欺骗。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场场无爱的性的游戏，其本质则是人性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