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的政 治文化内涵.docVIP

《岳阳楼记》的政治文化内涵 李存山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在邓州（今河南邓县）任上，应老友滕宗谅之约，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文中无论对“岳阳楼之大观”的描写，还是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抒怀，都足以使此文彪炳文学史册，激励百世人心。如果注意到，此文以“庆历四年”为起始，以“时（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为结句，而此期间正是范仲淹从其一生事业的顶峰跌落到晚年的遭谤毁、受贬谪之时，那么，此文所内涵的政治文化意义就更为重要了。 ? 一? 范仲淹在文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里的“忧其民”、“忧其君”表达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和政治抱负，而“进”与“退”则凝练地概括了他一生宦海沉浮的四“进”四“退”。 范仲淹在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生于徐州，两岁丧父，母贫无所依，改嫁长山（今山东长山县）朱氏。他21岁时寄居在寺院刻苦读书[①]，23岁时询知身世来历，感愤自立，佩琴剑径趋南都（今河南商丘），“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范文正公集·年谱》），“冬夜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宋史·范仲淹传》），如此苦学五年乃“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弟忠信”。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年），仲淹登进士第，作诗云：“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