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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流的动因、趋向和形态 作者：陈先元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 （此文原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信息的传播和交流。作为传播学一个分支的跨文化交流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地区和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跨文化交流是一种动态社会现象，它和世界上任何一种运动现象一样，必然具有一种内在的动因，推动着跨文化交流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世界上任何运动都有趋势和方向，跨文化交流也有一种趋向，这种趋向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决定了文化的变异、更新和提升。在跨文化交流中，不同文化的交流形态是不一样的，有些文化是积极进取、主动进攻，使本文化特有的物质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有些文化是消极等待，被动固守，终不得不接受他文化在物质、制度和精神各个层面的侵染和影响，不得不使本文化发生某种质的变异。本文拟就跨文化交流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作一些探讨，对跨文化交流的一些宏观社会现象，特别是对跨文化交流中的动因、趋向和形态等若干问题进行一些考察。 跨文化交流的动因 早在１７８１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名著《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对于文化一词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写道：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习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100多年以来，文化学家们对于文化的重新定义不下数百种之多，即使在今天，虽然人们几乎天天在谈论文化、探讨文化、分析文化、研究文化，对于文化究竟如何界定，恐怕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文化定义的多元性和模糊性并没有使人们迷惑不解，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因此产生混乱和谬误，文化理论的研究包括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交流的研究还是取得了长足进展。 在我国，一般学术教科书都把文化划分成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观念层面。文化的三个层面，实际上就是把文化定义为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使文化这一概念的外延扩至最大，几乎囊括了人类社会里的一切现象。不过，我们在研究文化的时候，并没有去深入研究人类社会中所有的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而是从人类社会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的表征中抽象出某些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特性，并加以着重分析研究。唯其如此，才能使文化研究获得丰硕成果。 人既然要在社会上生存，必然要有基本的生存条件。例如，衣食住行中的穿衣，就是人类基本的生活需要。古今中外的所有民族，为了保暖、遮羞、美观，都有穿衣的基本需要，概莫能外，但如何穿衣，却各各不同。仅就女性来说，中国人穿旗袍，俄罗斯人穿布拉吉，日本人穿和服，印度人穿莎丽，阿拉伯人穿长袍等等，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景象。由此可见，穿衣本身不是文化，怎样穿衣才是文化。 文化就是特征，文化就是差异。没有特征，没有差异，就没有文化。文化差异就是文化差。文化差是人类社会文化现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在文化结构中的物质、制度和精神观念等三个层面上。生活在北极海域附近地区的爱斯基摩人以海鲸等海洋生物为主要食物，生活在非洲冈比亚的热带雨林中的原始民族以树上浆果为主要食物，这种文化差表现在物质层面；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男子成年以后一般要进入寺庙过一段时期的僧侣生活，伊斯兰国家的男子可以娶不止一个女子作为自己的妻子，这种文化差表现在制度层面；美国人天性好动，一生数次迁徙，家乡观念淡薄，中国人天性好静，祖祖辈辈固守家园，家乡观念特别强烈，这种文化差表现在精神层面。除此以外，文化差还表现在地域和时间两个方面。或者说，文化所处的地域和时间不同，导致了文化特征的差异。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之间的文化差，是地域差异使然；古代希腊和现代欧美之间的文化差，是时间差异使然。 我们探讨文化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诸如文化的特征及文化差的目的是为了揭示跨文化交流的动因。跨文化交流的发生，需要一些基本条件和初始动因，而这些基本条件和初始动因和以上所述的文化基本特征紧密相关。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表征，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不断进步，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客观规律。任何民族都有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是所有民族的共同之处，这就像任何民族都有穿衣吃饭的基本需要一样。正是这个共同之处，各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有了基础。没有这个共同之处，跨文化交流就失去了基本条件。 由于种种原因，各民族的发展不可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各民族之间总是存在着种种文化差，这就使跨文化交流有了可能。正因为存在着文化差，跨文化交流就有了必要。由此可见，跨文化交流的初始动因，存在于文化差之中。没有这种文化差，跨文化交流就失去了动因，就失去了意义，就不可能存在。 在中国，一个上海人和一个北京人之间的交流，之所以不是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