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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发展的迷思 　　摘要：参与式是发展理论中新近被承认的正统理论，通过对云南三个少数民族社区项目的个案研究，揭示参与式概念泛化所导致的参与式发展的重重迷思，文章认为不应把参与式发展与国家干预对立起来，外部环境的改善为社区参与式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关键词：参与式发展；民族社区；个案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6)06－0033－06 　　 　　一、参与式的发展与发展的参与式 　　 　　参与式(participation)是一种以非外来者为导向的方法和理念，强调通过赋权社区中的弱势成员，使他们能够具备分析自身状况的能力，和社区其他成员一起制定有效的发展计划，并采取行动来实现社区的公平发展。 　　参与式最早源于由外部机构发起，移交当地管理的尝试，如20世纪30年代在印度的新经济项目和50年代康奈尔大学的维柯斯计划、芝加哥大学的福克斯计划，这些由外界强加并由专家主导的发展模式，由于没有考虑当地人的需要而缺乏可持续性，因为“本地人不只是研究的对象，而且是研究工作的各个阶段的参加者，是自己信息的生产者和主人”；60年代以来，那些“给无声的人有说话的权利”的呼声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政府和非政府机构都着手创建更多的计划以帮助扩大“传统中未得到承认的声音”，这些计划明确提出其宗旨是把对自然和社会资源的一部分控制权转交给那些从前没有控制权的人群，并提供方法和策略以增加社区对自身发展的决策权。从最小的非政府组织到世界银行，参与式得到不断试验，形成名目繁多的方法和称号缩写，如参与乡村鉴定法(PRA)、参与行动研究法(PAR)和参与研究法(PRM)等；8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组织要求自己的发展项目、研究和评估更具参与性，参与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代名词，受到主流发展理论的欢迎与承认。参与式不仅推动和刺激了大量培训指南、手册、课程和网络的产生，而且其中很多成果还为发展理论和实践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发展理论对社区差异性的认识和以人为本宗旨的强调，是参与式与发展结合的前提和契机。自14世纪以来，英语中的社区(community)一词形成较为稳定的内涵，如“同一个地区内的人、一种共同的性质、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和特质”，指一个具有地理特征的人群的集合；一群长期或短期生活在某个地方，由一种情感或经济或亲属关系和文化联系起来，共同接受某种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文化内涵的人群。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区不再被天真地看作是一个和谐的、内部平等的集体，“社区凝聚力”的神话被打破，因为社区成员在阶级、种族、宗教、年龄和性别方面的差异，使得那些有权力、有能力公开发表见解的人群的观点和需求更得到重视，社区内部差异性引发权力运作机制的复杂化，最终导致社区难以实现公平的发展目标。 　　1956年，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视发展为“总人口人均产出的增长”，在战后的最初阶段，发展指的就是经济增长，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是评判发展的首要标准。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目标，即只有明显的生产的量的增长，而没有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状况、政治经济体制等方面的明显进步和质的提高，因此，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受到普遍批评，因为它没有产生质上的新变化。托达罗在《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面，因此，应该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社会经济系统内部的变化，因为它“并非从外部强加，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1976年，国际劳工组织首次论述了人的发展问题，在联合国制定的第三个十年发展计划中明确提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充分参与发展过程和公平收入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他们的福利”，因为“经济增长、生产性就业和社会平等都是发展的根本性的、不可分割的因素”。 　　参与式发展的出现，一方面是发展话语内涵扩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表明，参与式并没有明显地对现存的权力关系构成危胁。虽然早期有些参与式也挑战居于主导地位的权力关系，但随着参与式一词的泛化，参与式发展陷入了重重迷思，它越来越被定位于一种技术或管理方法，不再关注社区内部的微妙状态，不愿触及社区权力的运作机制，也就不能推动社会关系的改变，最终参与变成了乌托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参与式发展在资源管理、农村社会经济评估、社区发展与管理、发展计划、小流域治理、小额信贷、农村医疗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文章通过云南省三个民族社区项目个案，解析参与式发展的三重迷思，反思国内参与式发展这10多年的经验，旨在推动参与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