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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饮茶历史小考 　　 　　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茶，原产于我国。据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代我国已产茶。由于生息于这一得天独厚的茶的故乡中，我国各民族人民绝大多数都有饮茶的习惯，但把茶作为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的，则首推藏族。藏族人对茶的至爱至嗜，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得上。对于藏族来说，茶是“生命之源泉，天神所赐的甘露”，像空气、阳光、食粮一样，终生不能相离，饮茶如同吃饭一样重要，不分男女、老幼、僧俗、贵贱，“无人不饮，无时不饮”。由此而形成的藏族茶文化更是多姿多彩，绚丽璀灿，成为世界茶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大凡一种饮食习惯的形成，总依赖于所处客观环境提供的物质，而藏族居住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干燥、酷寒、素不产茶，为何这里的人们养成了如此强烈嗜好的饮茶习惯呢？于此有必要对藏族饮茶习惯形成的历史过程作一些探讨。 　　我国的茶原产于南方，其中巴蜀和云南是最早产茶、饮茶之地。顾炎武《日知录》说：“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认为中原饮茶是秦由蜀传去的。巴蜀不仅产茶早，而且是最先把茶作为商品上市交易的地区。西汉王褒《僮约》中记载蜀西民间贸易活动说：“牵犬贩鹅，武阳（今四川彭山县境）买茶。”说明至少在西汉时蜀人已将茶作为商品。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蜀的商人秦汉之时已与康藏高原东部的都夷、牦牛夷等有着交换关系，以蜀中之茶换取马、牦牛等。茶这时既已成为蜀中的商品，自然会在这种交换中输入高原东部地区这些藏族先民之中。不过，限于历史条件，当时产茶不多，即在内地尚未形成普遍的饮茶习惯。高原上的藏族先民当然更无饮茶的习惯。 　　据藏文史籍记载，茶正式输入西藏是在吐蕃王朝的都松莽布支赞普时期（676－704年在位）。当时体弱多病的赞普偶然捡到小鸟衔来的一支树枝，随手扯了几片绿叶放入口中嚼，顿觉神清气爽，身体轻快，于是命大臣无论如何要找到这种树叶。后来大臣在汉族地区找到这种树叶，才知是茶，带回献给赞普，赞普经常食用，身体逐渐好了起来，于是茶便成为吐蕃宫廷一种珍贵的保健药物。这种把茶当作保健药物的情况，与内地最早对茶的认识是一样的。《神农本草》载：“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神农食经》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都是看重茶的医疗保健作用。藏族地区高寒缺氧，食物又是牛羊肉和糌粑等油、燥性之物，缺少蔬菜。茶中富含茶碱、单宁酸、维生素，具有清热、润燥、解毒、利尿等功能，正好弥补藏族饮食中的缺陷，防治消化不良等病症，起到健身防病的作用。因此，藏族人最初仅把茶作为一种保健药看待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在吐蕃王朝的前期，由于汉藏贸易尚不发达，由内地输入藏区的茶还很少，只能供王室和贵族享用，藏族人民生活中还无饮茶之习。 　　唐李肇《国史补》记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乾者。’”这里所说的常鲁公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奉使入吐蕃议盟的监察御史常鲁。唐自开元后，士大夫中盛行烹茶之艺，烹茶时要加入姜、盐和各种辛香之物以调味，吐蕃赞普见而奇之，不知所煮为茶，这说明当时吐蕃尚不知唐人烹茶之方法，也还未把饮茶作为一种生活享受。再看赞普拿出的茶中，尽是当时天下名茶，寿州、舒州者，指安徽的小围、六安茶；顾渚者，指浙江的紫笋茶；蕲门者，指湖北的黄芽茶；湖乾，指湖南的银毫茶；昌明者，指蜀中绿昌明茶。吐蕃宫中收藏了这许多唐之名茶，却又不晓唐之烹茶方法，正好印证了藏文史料中的记载，说明当时茶还是被当作珍贵的保健药而被王室收藏，并未成为广大藏族人生活中的饮料。 　　在敦煌千佛洞和新疆地区出土的一批吐蕃时期的历史文书、木简中，记载了吐蕃社会的经济生活情况，但在这些于8-9世纪的文献中，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物资有青稞、小麦、酒、皮张、牲畜等，却单之不见有茶，这说明至少在9世纪初以前，茶还没有进入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社会上还没有饮茶之习。 　　藏族民间饮茶大抵在9世纪初以后才开始，这是因为从初唐到中唐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期中，虽然因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开辟了唐蕃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渠道，推动了藏汉贸易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唐蕃因争夺势力范围的冲突时有发生，争战连绵，在大多数时候双方的贸易关系不能正常开展，这就极大地制约了茶对藏区的输入。所以吐蕃虽很早就输入了内地的茶，但都没有使茶在吐蕃社会各阶层中传播，更没有使饮茶成为一种全社会共同的生活习惯。 　　 　　晚唐以后，唐蕃双方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睦相处时期。从而使汉藏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长足的进展。战争状态的结束，使官方和民间的商贸渠道都畅通无阻，这就为茶大量输入藏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给藏族饮茶之习的形成提供了物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