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docVIP

精品论文 参考文献 论我国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孙坚 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广西 桂林 541000 　　一、行政问责的内涵 　　研究我国地方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就必须弄清楚行政问责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行政问责。多数学者认为，责任政府理念及践行是行政问责的起点，建设责任政府要求政府必须迅速、有效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基本要求，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而行政问责制正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题中之意。它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基于其工作职责而作出的行政行为监督和审查，对由于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绩效和行政秩序，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依据法定程序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 　　二、我国地方政府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问责制度化水平不高。 　　我国目前实施的地方政府行政问责带有很大的人治色彩，“舆论性问责”、“运动性的问责”、“政策性的问责”、“人治式的问责”特点突出，而不是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体系，更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惯例和传统。一是问责启动程序不规范。由现行行政问责制适用的法规既有党的条例，也有政府的法规；既有中央出台的，也有地方政府制订的。各地行政问责规章规定的问责事由最少的有7种，最多的达63种。这导致各地对同一性质的行为该不该问责、问责结果如何，没有统一的标准，甚至相互矛盾。 　　（二）问责制度不完善。 　　行政问责的制度即“问的依据是什么”。实施行政问责，要解决由谁问、向谁问、问什么、怎么问等一系列问题，就必须以健全的法律制度作为有力支撑，但是，我国行政问责制立法的总体状况依然是“法律缺失”。 　　（三）问责主体单一。行政问责的主体即“由谁问”。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主体的局限主要体现在单一的同体问责而缺乏有效的异体问责。同体问责，主要由党委和政府来实施行政问责，是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专门行政机关对行政人员的问责，问责的制度依据主要是党的文件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四）问责对象不明确。不同部门与层级之间严格的职责划分是行政问责的一个重要前提。目前问责客体责任和权力划分不清，是官员问责制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障碍之一。从理论上讲行政问责的对象是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主要是负有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的各级领导。但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权责区分不清。所以，在各类涉及行政责任追究的法规制度中，常常在所追究的责任人之前冠以“有关”二字。这种泛化的责任人指定，给操作带来了困难，在具体责任认定时，哪些是“有关”责任人，哪些是“无关”责任人，往往难以界定。 　　（五）信息不对称以及新闻媒体的独立性欠缺。在我国，大部分的信息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信息不透明，不公开，公众缺乏知情权，行政问责就无从谈起。 与信息密切联系的是新闻媒体的独立报道权，因为被公开的信息只有通过媒体的报道才能为公众所知晓并适用，而现实情况是，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对负面信息总是以维护安定团结等为接口竭力掩盖，禁止报道，甚至动用其权利千方百计地阻挠新闻媒体对不利于官员试图的事实真相进行报道，使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些都不利于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三、完善我国地方政府问责制，使问责机制达到应有的效果，必须采取如下对策： 　　（一）倡导新的行政问责文化。行政问责文化是行政问责制的思想基础和灵魂，行政问责制能否推行和发挥作用，最终有赖于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问责文化”的氛围。在西方国家，政府官员引咎辞职往往不仅是基于具体的制度规定，更是基于浓厚的、沉淀多年的问责文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舆论压力。在我国，由于长期的封建君主专制导致行政问责文化严重缺失，其集中表现就是所谓的“责任冷漠症”。 　　（二）完善问责机制，统一问责制度，推进问责法治化进程。行政问责法律的缺失是我国目前行政问责制中存在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应该加快行政问责立法步伐，尽快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把行政问责纳入法治化的轨道。鉴于官员问责的对象既包括政府官员又包括党的领导干部，而且官员问责不仅仅局限于行政系统内部，还涉及到政府和人民的关系，问责制度就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它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同时要彻底改变我国立法工作中“宜粗不宜细”的弊端，通过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将官员问责制的主体、对象、范围、程序、责任追究方式等内容，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提高法律文本的可操作性。 　　（三）加强异体问责，建立多元化问责机制。行政问责制应该是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双重结合，从实际的角度看，异体问责是一种更有效、更具公信力、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更能对地方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