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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梅尧臣的七律诗风及其诗学内涵

精品论文 参考文献 论梅尧臣的七律诗风及其诗学内涵 张立荣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省苏州市,215325 )   [摘 要]作为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梅尧臣在古体诗创作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学界多有论述,但对其近体诗论之甚少。此以七律为例。在内容上,梅尧臣七律倾向于写一个淹蹇不遇文人的穷愁感愤之情,且善于抒写日常生活情事,使七律由宋初的馆阁走向了民间,其风格平淡拗峭、瘦硬生新。在创作技巧上,梅尧臣七律颇受后昆体诗人的影响,注重技法,好奇求新,创变多而沿革少,体现出与欧阳修不同的努力方向。梅尧臣七律创作方面的努力与成就直接影响了元祐诗坛的七律技法与诗风,在北宋七律的发展过程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关键词]梅尧臣 七律 创作经历 诗学内涵 [作者简介]张立荣(1973—),女,山西运城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江西师范??学学报杂志社副编审,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诗词学。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9-0021-05 在北宋文人的交游唱和中,七律一直是首选诗体。诗文革新诗人的成就多体现在其古体诗上,现代学者论欧、苏、梅诗歌重视反映社会现实,有“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倾向,言意好尽,开宋诗一代面目,所举事例也多为其古体诗。其以古体诗创作实绩纠正西昆体之弊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七律是西昆体及后昆体诗人最擅长的诗体,诗文革新诗人尽管大多不注重七律创作,但在其内容、风格、形式等方面亦作了多方改进,进一步推进了在七律这一诗体上宋调面目的确立。但每一种诗体的风格都有其内在延续性,梅尧臣的七律或多或少都受到白体、西昆体及后昆体诗人的影响,在北宋七律发展过程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一 梅尧臣七律的创作经历及内容 梅尧臣一生致力于诗歌创作,其《宛陵先生文集》有诗2800余首,文极少,在北宋可谓唯一以诗著称而留名后世者。他是北宋诗坛较早从事古诗创作,从诗体角度变革西昆体的诗人。其诗歌成就也主要在古体诗,尤其是五言古诗上。其五律,清丽闲肆,有唐人之风,成就亦颇高,被许学夷推举为“宋人第一”。[ 明 许学夷《诗源辩体》后集纂要卷一,杜维沫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页。]钱钟书先生评其诸体诗作曰:“其古体优于近体,五言犹胜七言”,[ 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7页。]表明其七言近体在诸体中成就略低。 梅尧臣七律共213首,约占其诗歌总数的9%左右,比例极低,说明诗文革新诗人对西昆体的改变是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着手的,曾倍受西昆体及后昆体诗人青睐的七律受到冷落。宋诗的新变不仅是诗风的改变,更是诗体取向的改变。   梅尧臣的七律创作在时间上呈现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从仁宗明道元年(1032)到庆历七年(1047)约15年,梅尧臣共创作七律11首,平均每年不到一首,而在庆历八年(1048)突然增为15首。此后的仁宗皇祐元年(1049)到皇祐三年(1051),共创作七律7首,从皇祐四年(1052)起,诗人似乎才真正开始关注七律。皇祐四年(1052)到至和二年(1055),最少为每年8首,多则为13首。从仁宗嘉祐元年(1056)到嘉祐四年(1059)是其七律创作的高峰期,最多的一年为嘉祐二年(1057),高达43首,最少的嘉祐元年(1056)也有27首。嘉祐五年(1060),诗人去世。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迎来了七律的丰收。这种晚年始致力于七律创作,与杜甫类似,正如杜甫所言“老来渐于诗律细”,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他的七律所占比例较低,就忽视其成就。 梅尧臣七律创作数量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与其一生经历密切相关。他登上诗坛正是后昆体诗人创作的高峰期。此时晏殊等后昆体诗人已经开始提倡韦应物等人的平淡诗风。但后昆体诗人仍然延续了前期昆体诗人的诗体取向,诗作主要为五七言近体,尤以七律为主。梅尧臣不从时流,一开始就对七律创作表现出冷漠的态度,这与欧阳修不同。在西京幕府唱和的三年里,他只有两首七律,且全为“次韵”之作,表现出创作上的被动。从景祐年间到庆历年间,朝廷共发生两次大的政治斗争。一次是仁宗景祐三年(1036),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在用人问题上与保守派代表吕夷简发生冲突,梅尧臣的好友范仲淹、欧阳修、尹洙等皆被贬,此时诗人写了《闻欧阳永叔贬夷陵》、《闻尹师鲁谪富水》、《猛虎行》等古诗表达对友人的安慰并对当权者进行严厉的指责。另一次即仁宗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失利,进步派人士又一次遭到打击,梅尧臣又写了《杂兴》、《送苏子美》、《送逐客王胜之不及遂至屠儿原》等古诗反映此事件。但其仁宗景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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