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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编４则 　　试从中国近代社会形势略论英帝两次侵略战争中尼泊尔、不丹、锡金之角色 　　 　　蓝国华发表在《西藏研究》2004年第四期上的文章，用了大量材料，论证了英帝两次侵略战争中，尼泊尔、不丹、锡金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在英帝国主义两次侵略中国西藏的过程中，英国殖民主义者都蓄意挑拨汉藏民族关系, 歪曲及割裂中国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隶属关系, 并在武装侵略、利益诱惑的同时离间中国与边疆诸藩篱的关系。这不但使得英国在喜马拉雅山区及其周边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使尼泊尔、不丹、锡金诸国内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而且利用它们作为基地和羽翼对我国西藏进行侵略。这种殖民主义分子惯用的可耻伎俩早已为世人所唾弃, 然而在一些篡改历史的涂饰之作中却成了侵略正义的谬证。实际上, 英帝早在第一次武装侵略中国西藏之前, 就通过各种卑鄙的手段不断对喜马拉雅山区进行渗透和蚕食, 并利用中国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国力衰微以及外交上的一些失当, 逐步控制了尼泊尔、不丹、锡金, 并利用它们实现对西藏的进一步侵略。 　　 　　《格萨尔》与康巴文化精神 　　 　　石硕发表在《西藏研究》2004年第四期上的文章认为。康区是格萨尔故里, 也是《格萨尔》英雄史诗发源地。文章对康区为何会成为《格萨尔》史诗的发源地以及该史诗在藏族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及其精神价值进行了探讨。认为, 康巴人总体上具有个性张扬、强悍和善于开拓进取的性格特点, 而造就康巴人这种性格特点的，一是康区独特的地域环境, 二是康区种族与文化的多元性, 这是《格萨尔》史诗产生的土壤。《格萨尔》史诗不但与康巴人的个性特点息息相通, 且代表了藏族文化中对人性的颂扬和肯定的一面。藏族文化中有两个鲜明的层次, 一个是对神的信仰、敬畏和服从, 另一个是以对英雄的赞美而体现的对人性的颂扬, 前者以宗教为代表, 后者则以《格萨尔》史诗为载体。可以说, 正是《格萨尔》史诗的产生使藏族文化的结构达到了一种完善和完美的状态。故《格萨尔》史诗在藏族文化结构中具有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价值。而《格萨尔》史诗对英雄的赞美和对人性的颂扬与肯定, 也正体现了康巴的文化精神。 　　 　　清“康乾盛世”册封达赖与治藏的阶段性特点 　　 　　清朝“康乾盛世”时期，总结历史经验，积极推行对西藏的治理。冯智发表在《西藏研究》2004年第四期上的文章认为，清朝治藏，文武兼备，厘定法规，其扶植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基本政策集中体现于册封达赖的全过程。文章通过清朝对达赖的册封，来探讨治藏的某些阶段性特点。延请及册封五世达赖，确定了以怀柔治藏的政策；册封七世达赖和驱逐准噶尔保卫西藏，实现了清朝对西藏的直接管理；平息西藏地方上层内讧，调整官制和组建噶厦地方政府，开始实行政教合一的治藏策略；推行摄政制，纠正达赖喇嘛序号遗留问题后，有意抬高班禅的地位，并突出驻藏大臣的权威；《二十九条章程》的颁布，加强和完善了对西藏的管理。其阶段性治藏的主要特点是：1、经历了从间接治藏到直接治藏的过程；2、能够从西藏地方的特殊情况出发，侧重对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笼络和扶持；3、利用扶持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治藏政策，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和连续性；4、针对西藏地方变化发展的形势，适时调整管理办法，改革某些制度，完善某些措施，取得了极大成功。 　　 　　西藏的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杨松发表中《中国藏学》2004年第三期上的文章，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战略与模式, 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增长方式、组织体系、法律保障、区域合作等等。进入新世纪之后, 西藏提出了经济社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我们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单纯追求速度的发展战略, 而应该将其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范畴。由于西藏自然环境的独特性, 自然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稀有性, 民族文化底蕴的深远性, 有利于发展特色产业。因此在中央的特殊扶助和全国的支持下, 西藏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式发展。文章从西藏的生态环境 与资源现状、西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以及能力建设等方面探讨了如何在保护西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西藏的可持续发展。首先以思想的转变与新观念的建立为出发点, 以各级政府可持续发展观念的确立为基础, 通过引导、形成、示范, 将西藏人民群众中久己形成的善待自然的朴素意识与现代可持续发展观念、生态环境保护观念结合起来。二是加强制度建设, 以法律、法规为主体, 辅之于必要的政策。同时要有保障制度有效执行的组织、监督体系。三是提高科技支撑能力。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 对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结构与布局、产业发展政策、人口等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不断完善思路。具体的技术研究与推广, 如农牧业先进适用技术、农畜产品加工技术、节能、人工造林技术、草场改良技术、矿产开发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