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餐厅为往事干杯.docVIP

莫斯科餐厅为往事干杯 　　曾经，莫斯科餐厅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家“高级”的西餐厅，在有些人的心中它是“神圣”的。不仅仅因为在物质贫乏、举国单一的年代，它是美食的旗帜；它更是一种理想的见证，甚至有人把去“老莫”吃西餐视若充满荣耀感的活动，接近于礼仪式的朝拜，就像来北京参观天安门。 　　 　　 　　在去莫斯科餐厅吃饭的前一天，我给身边的一些朋友打电话，问他们有没有去“老莫”吃过饭，想从他们的口中听到对莫斯科餐厅的感慨与赞叹，却没想到他们的回答竟是出人意料的统一：“没去过，不过我的父母应该去过。”难道莫斯科餐厅已经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了？毕竟出生在80年代的我们伴着改革开放的脉搏，身边充斥着麦当劳、肯德基和必胜客，各种各样的外国快餐似乎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即使是去吃正式的西餐，大多数人也会选择三里屯那边有着小资情调的餐馆。于是我又拨通了妈妈的电话，想从她的只言片语中寻找到过往年代尚存于今的记忆，可惜得到的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她告诉我，在她小的时候，莫斯科餐厅不能简单的定义为一家“高级”的西餐厅，在有些人的心中它是“神圣”的。不仅仅因为在物质贫乏、举国单一的年代，它是美食的旗帜，它更是一种理想的见证，甚至有人把去“老莫”吃西餐视若充满荣耀感的活动，接近于礼仪式的朝拜，就像来北京参观天安门。 　　看来我只能在莫斯科餐厅里寻找属于我自己的“老莫”了。去往北展的路上我想着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让我记忆深刻的那些镜头：本来剑拔弩张的两帮“胡同串子”被王朔饰演的“小坏蛋”调停和好，浩浩荡荡开赴莫斯科餐厅痛饮。两溜长桌排开，数百支扎啤在明晃晃的灯光下举起来，喊声一片，“干杯”。而此时传来的是姜文那种藏着孩子的亢奋与回忆的伤感相混合的味道的旁白。 　　复杂的西直门地铁站出口经常会让人一时搞不清楚方向，可是目光稍加搜索便能从楼群中发现北京展览馆楼顶那颗指向天空的五星，望着那颗五星你永远不会迷失寻找北展的方向。如此大体量的建筑群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也早已成为稀罕之物。去莫斯科餐厅依然是从北展的西门进入，可是周围环境的变化让人有些想不到：西墙外多了一座南北向的高架桥，这让曾经在小时候来过老莫的同事唏嘘不已，记忆中美丽的石头墙也不见了踪影。餐厅的大门依然开在那里，我想，被轻巧的自动旋转门所替代的应该是那种厚重的木门，大门上的“1954，莫斯科餐厅”也被披挂上了霓虹灯管，但是餐厅的营业时间好像50年一直未曾改变。 　　 　　进入大门，迎面站着两个盛装的俄罗斯姑娘，她们用汉语和我打着招呼。不过更吸引我的是高大的厅廊、俄罗斯风情的油画和金灿灿的吊灯。“莫斯科餐厅，梦开始的地方。”这句话仍然被写在门口的牌子上。迈步上台阶，主厅更像是一个小剧场，正面是舞台，二楼应该是贵宾席。我一眼就认出了大厅中央那四根雕刻有各种花草动物形象的铜柱，电影中它们还是黄澄澄的，可现在已经是青绿色的了，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时间过得太久了。天花板的那些明晃晃吊灯不见了，换成了石膏板灯槽式的吊顶，在我看来少了些纯正的前苏联风格，好在这样的设计能让高大空旷的苏式建筑对人的压迫感有所减少，倒也让餐厅显得平易近人。俄罗斯特有的用面包发酵制成的饮料葛瓦斯冒着气，被穿着布拉吉鱼贯而行的前苏联服务员端上餐桌的经典场景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水的中国服务员，“布拉吉”也换成单纯的黑色和红色。也许他们的眼神中不会再闪烁出那种特殊的自豪和热情，但是至少你能体会到他们能在这里工作的那份认真。餐桌上不见了带有银托的高脚杯和镀银的刀叉，一切都是简单又适用的。同来的朋友点了他爱吃的意面，而我却执意要点些只属于这里的菜。莫斯科红菜汤、首都沙拉、罐焖牛肉，主菜是莫斯科烤鱼或者乌克兰之夜，我想这些最能代表“老莫”，不知道“波罗的海”啤酒是否就是王朔在小说《动物凶猛》写到的让顽主们喝高了的啤酒或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痛饮的啤酒，总之它的味道应该没变吧。其实在这里吃饭的有不少时髦的年轻人和淘气的孩子，也许是为了怀旧也许是为了尝鲜，只有老人毫不掩饰并努力保持着能在这里用餐的骄傲，我能通过那一身雪白的长袖衬衫体会到这份情感。手风琴响起了，是我都能哼唱出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接着又是一首耳熟能详的《红梅花儿开》。舞台上来自俄罗斯的女歌手动情地唱着，正午的阳光透过白色的纱帘温柔地洒在大理石的地面上。时间不停地向前，是否会改变一切，容颜终将老去，只有美好的回忆和动听的旋律永远留在心中。 　　 　　走出莫斯科餐厅，原来紧挨着的电影厅已经改成了承接会议的报告厅，看来我是永远无法体味那份一走出餐馆，立刻就可以到电影厅去看苏联电影的快乐了。房顶上的镰刀斧头还在熠熠生辉，工人们为了迎接展会忙着清洗外墙。我绕到北展剧场，原来为了运送展览物资特设的小火车站变成了环境优美的“皇帝码头”，看着一艘快艇划开河面，我想起小时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