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试验的制度因素——中西比较的视角.docxVIP

政策试验的制度因素——中西比较的视角宁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导出/参考文献?关注?分享?收藏?打印摘????要：以试点—推广为基轴的政策试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为“一种成熟的方法论”,并上升为公共决策的原则和制度。在推动中国崛起的各种因素中,政策试验这一政策工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政策试验,就没有中国改革决策和现代化事业的成功。比较研究证明,中、西方政治制度各自具有的特质是最终决定政策试验能否有效实施的根本因素。政策试验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公共决策实践中彰显成效,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独具的特征和优势。关键词：政策试验;?试点—推广;?政治制度;?中西比较;作者简介：宁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北京市,100871。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122H003)随着公共政策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把科学追求作为其根本诉求,政策实验就被一些学者作为这门学科实现其科学品格的一项重要工具而受到特别的重视。同时,有些公共政策学者和公共决策机构也试图把政策试验引进决策实践中,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时至今日,在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国家,政策试验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公共决策实践中都收效不彰。不同的是,在中国,试点—推广作为政策试验的一种特殊模式却异军突起。在推动中国崛起的各种因素中,政策试验作为政策工具所起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启动阶段就受到了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受到国外有识之士的关注;后来甚至逐渐地有一些国家开始引进“中国这种土生土长的方法论”,对中国的做法加以效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过程中,试点—推广形成为一套严整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成为“一种成熟的方法论”,并从一种方法论上升为党和政府制定政策与执行政策的原则和制度。它作为一项政策工具在新时期对于中国改革决策的成功,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突飞猛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平台使试点—推广得以大放异彩,而西方政治制度什么样的局限性使得政策试验难以拥有施展拳脚的制度空间?本文拟针对这一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问题,尝试性地给出自己的答案。社会试验的两种模式实验被确认为探索事物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规律的基本方法,始于16世纪的欧洲。实验是科学的基石。随着实验方法在自然科学各领域获得巨大成功,19世纪西方国家又有人着手把它移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或者把它用作社会改造的工具,由此形成为两种模式的社会试验(社会领域的实验可区分为真实验和准实验两类。鉴于多数实验、特别是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实验都属于准实验,为了与真实验有所区别,所以本文都表述为“社会试验”、“政策试验”)。一种是各色各样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内,把他们设计的理想社会蓝图实施于与社会隔离的特定社群中;倘若效果与目标相符,就可能推及更多的社群。自18世纪晚期以来,在西方国家不断有人按照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方案进行社会试验,今天我们仍不难观察到那些执著地生活在“试验区”里的人们的别样人生。从总体上来看,这个模式的社会试验由于和现实的社会关系相隔离,即使试验结果能够实现内部效度的极大化,在向更大的范围推广时也不能够解决外部无效度的问题,因而对人类历史进程难以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这个模式的社会试验进行了根本改造,从而使试验结果具有了广阔的现实可行性。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一开始就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由于问题的解决既没有前人经验、他国成例可作参照, 也不能从马克思、列宁的本本里找到现成答案,唯一可选择的路径就是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基本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去辨别是非正误,确定取舍去留。为推动人们解放思想, “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通过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群众试验,探索和发现突破旧模式、创建新模式的办法、体制和机制,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可以看出,邓小平把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从总体上界定为“试验”。显然, 这是社会试验,是为推动社会发生巨大变革而进行的探索和创新。这种社会试验不再有任何乌托邦色彩, 试验结果的有效性现在已经举世公认。第二种模式的社会试验指的是在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领域里,研究者以问题为起点,按照一定的研究目的、方案和程序,通过人为地改变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