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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学的田园里耕耘 　　 　　索代，出生在闻名遐迩的拉卜楞镇的一个藏族家庭，50多岁的他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学毕业后，正值“文革”开始，索代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潮流来到了牧区，在夏河县科才乡跟牧民生活了４年，在那极其艰难而复杂的岁月里，他当过牧民，任过民办教师，干过赤脚医生，其间吃了很多苦，但藏族人民的朴实、善良、勤劳、豪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也是在那几年里，他对牧民的风俗习惯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7年他调到夏河县委宣传部搞报道期间，跑遍了全县所有的山山沟沟、村村寨寨，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1978年他首次在杂志上发表散文《明珠流彩》。用生花之笔描述了他美丽的家乡。1978年国家在“文革”后首次恢复了高考，这特大喜迅犹如缕缕春风，唤醒了广大有志青年，也圆了莘莘学子的大学梦，索代便是其中之一。 在西北民族大学藏语文专业学习期间，索代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学习每门课程。 ４年的校园生活给了他系统的藏语文知识，为他后来在藏学领域的耕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索代先后在州文化局、州委宣传部从事《格萨尔》、藏传佛教文化和甘南藏戏的研究工作，期间他先后发表了多篇《格萨尔》的研究文章，在《格萨尔》研究领域里小有名气。 　　索代曾花费７年时间，全面通读了《格萨尔》全部的出版和未出版资料，在严肃认真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对《格萨尔》进行总体把握，提出了贯穿于《格萨尔》的两种倾向、两种交织，即：格萨尔进行的统一四方的战争，佛教战胜苯教的斗争；神话与现实的交织，战争生活与日常生活的交织。于是，索代的第一部专著《格萨尔王传论略》诞生了。该书对《格萨尔》的史诗性质、总体结构、人物体系、艺术特色及在藏族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详细的阐述，成为涉足《格萨尔》研究者们必读的论著，他也因此成为国际《格萨尔》研讨会的人物之一。为此，1993年新华社记者郑春骅在香港的英文刊物《窗口》上对该书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索代是我国学术界研究《格萨尔王传》成绩突出的专家之一。 　　为了充分利用他在下乡期间以及后来工作时的生活积累，也是为了更好地做学问，1990年索代调到夏河县史办公室供职。 　　索代的父亲是1949年9月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曾在协助解放军支持当时的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起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索代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感染，加之故乡拉卜楞辉煌灿烂的佛教文化，独特秀丽的风光，丰富旖旎的民间艺术、多姿多彩的民俗是他创作的源泉，激发了他从事藏文化研究的热情。他深刻挖掘藏文化极其丰富的内涵，以独特的见解，敏捷的思维，对藏传佛教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研究中，他翻阅了大量与学术研究有关的资料书籍，包括藏、汉文和古今中外等参考书。索代说，他查阅的资料大概有几千万字，几乎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全部著作。这为他研究藏学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修养基础。对他来说，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节假日，经常埋头于三尺案头，为了自己崇高的理想与追求而努力着。 　　索代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藏学研究，他最突出的两个特点是：一是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二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在他的作品中至始至终体现了对祖国的眷恋之情，歌颂和肯定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事件和人物，坚持批判分裂祖国的行径，对某些观点和客观事物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他一贯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他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藏族学者。多年来，索代先后在《西藏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文学研究》、《南亚研究》等全国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 　　索代对藏学研究情有独钟，在藏学研究这块沃土上扎根，并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汗水，取得了丰硕的果实。由于他对藏学持之以恒、孜孜不倦的研究，使索代对藏族的文化渊源及走向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他认为，维系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键，就是要把藏族文化中的精华加以继承和弘扬。索代反复提醒大家，在当前由于各种各样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如果我们对民族文化不继续深入研究，藏族文化就会有被湮灭和淘汰的可能性，所以藏族文化正面临挑战。 　　正是基于这样强烈的思想意识，1992年索代推出了第二本专著《拉卜楞寺佛教文化》。该书对藏传佛教的主要内容及文化价值作了较全面的、客观的论述。北京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阅读此书后称赞道：“这本书的内容很实在，介绍的情况也很全面，是一本很有用的系统的介绍藏传佛教的书”。 　　1993年索代的第三本专著《南木特藏戏》，被列入甘肃艺术研究丛书。索代在书中全面系统地整理、介绍了在安多藏区颇具影响的“南木特”戏，阐述了“南木特”戏的产生、特点及与西藏藏戏的关系，从而填补了中国戏剧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索代多年来在研究《格萨尔》方面成绩突出，曾在1986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部、国家民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