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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音乐美学形成的理论线索 中国古典音乐美学形成的理论线索 杜寒风 作为中国古典音乐美学形成标志的《乐记》，总结了先秦以前的音乐美学思想，乃是检视中国古典美学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 如果孤立地、支离破碎地研究《乐记》，我们就不能够对它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超越。《左传》、《国语》、《尚书》、《论语》、《孟子》等都不乏对音乐美学的贡献，对《乐记》产生过影响。因而，我们对《乐记》的研究不应停止在静态的诠释上，而应运用动态的历史意识来考察它。寻觅中国古典音乐美学形成的理论线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乐记》，把握民族审美意识在音乐理论领域里的特色。 一、音乐的社会功能的演变人们对于音乐的社会功能的体认，在先秦以前并不是直接地同审美的社会效应联结在一起，恐怕更重要的是把音乐作为一种节制客观事物发生质变的依据而论定的，这一点在《左传》里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后《乐记》又有所发挥。实际上音乐成了一种检测客观事物性质的尺度或标准。这个尺度或标准对以后不同历史阶段音乐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古典音乐美学形成的溯源与这个层面的传统有着内在的关联，由伦理道德规范层逐渐转到音乐艺术自身的客观规律层上，反映了人们审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音乐能“节百事”是在《左传》中提出的。“昭令德以示子孙”（《左传》桓公二年）的宏远，使良好的社会风尚、社会价值标准得以传承和延续。铴、鸾、和、铃在“昭德”中表示出了声音，而这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是道德的印证。“昭德，即要求一切器物与文饰声乐纳入礼的度数，服从于显耀与发扬君主之德，以及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阶级界限。” ①一切行为的准则应当节俭而有制度，增减也要有一定的数量观念。音乐充分地体现了伦理道德规范，起到树立道德、消除邪恶的作用。 医和曾经说过：“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左传》昭公元年）。先王的音乐是用来节制百事的，这种音乐美学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音乐的运作是在一定的特有的艺术限度内的，不能游离于音乐的艺术规律。“五降之后，不容弹矣”（同上）。如果再弹，就会产生“烦手淫声”（同上），它会使人们心荡耳乱，就会把平和这一根本的格调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医和强调客观事物跟音乐一样，一旦到度，就应该加以节制。 《乐记》明确指出，先王制作礼乐，并不只是要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口腹耳目之欲”，而是“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乐记·乐本》，以下凡弓I此书略注）。《乐记》认为，人生来是处于平静状态的，这是天赋予主体的本性；感于外界事物而使内心的情感活动，这是人的本性的欲望。“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是用来节制“丧纪”的；“钟鼓干戚”，是用来调和“安乐”的；“昏姻冠笄”，是用来区别“男女”的；“射乡食飨”，是用来指正“交接” 的。“礼节民心，乐和民性，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在这里，《乐记》除了谈“乐”外，还论及了“礼”、“政”、“刑”，实际上，这四者都有节制的力量，它们相互配合，共同组成了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的而具有不同职能的社会需求。音乐作为调节社会统治秩序的艺术手段，构成和谐社会的系统中的一个艺术系统。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体统治，经由音乐这一个艺术系统也可以间接地映现出来。在此，《乐记》把音乐作为一种独立的节制力量与其他三者并列，已经把音乐从伦理道德规范中抽离出来，承认了音乐作为艺术的特殊性，这是审美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左传》、《国语》、《尚书》、《论语》、《孟子》都看到了音乐与治世的关系。这里着重谈前三者。音乐的社会功能，还与政治社会秩序密切关联。需要说明的是，音乐与政治的沟通，仍是由伦理道德层面的介入，才得以运作的。当然，也不可否认中国古典音乐美学中的某些强化政治统治的不合理的理论。 --------------------------------------第X页 共X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