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 下学期备课全套教案.doc

秦汉时期的哲学发展 中国哲学的发展，在秦汉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秦汉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大一统时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繁荣时代。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从提出的问题到思维的方式，都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新的时代特征。 第一节 秦汉之际的哲学思潮 本节主要讲四个问题： 一、新道家思潮； 二、新法家思潮； 三、新儒家思潮； 四、思维模式的转变。 秦汉之际是新兴地主阶级建立和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重要时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为了建构适应封建大一统的思想体系，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对封建大一统的指导思想及其理论重心进行了反复的选择。这种探讨和选择，造成了这一时期各种哲学思潮的互相争鸣和相互激荡。 在当时，形成了三种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和强大影响力的哲学思潮，即新道家思潮、新法家思潮和新儒家思潮。这三大思潮的相互激荡和相互影响，以及彼此地位的演变，构成了秦汉之际哲学发展的内在张力与基本格局。 一、新道家思潮 秦汉之际的新道家，又被称之为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本是先秦道家的一支，以传说中的黄帝与老子相配，把黄帝与老子共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其思想在战国后期已经比较广泛地流行，而至汉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黄老之学的经典是《黄帝书》和《老子》。《黄帝书》在东汉时已经失传。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两个本子，与帛书《老子》乙本合抄在一起的还有《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论文。许多学者认为，这四篇帛书就是《黄帝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源出于战国后期而流行于西汉初期的黄老之学的代表作。现在学术界多称这四篇帛书为《黄帝四经》。 《黄帝四经》继承、改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对于如何建立新的大一统封建国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黄帝四经》认为，客观事物无不具有对立着的两个侧面，相反相成，“阴阳备物，化变乃生”（《十六经·果童》）。因此，人们看问题必须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称》）。在分析社会矛盾问题时，《黄帝四经》一方面认为人类社会充满着斗争，人们不应当对此采取守柔不争的态度，而应当看到“不争亦毋以成功”（《十六经·姓争》）；另一方面又认为在促进矛盾转化的斗争中，新生的一方必须以弱胜强，因而在斗争中应当以“守雌节”为主。所谓“雄节”与“雌节”，是《黄帝四经》用以区分斗争策略和方式的一对特殊范畴。凡盛气凌人，骄横自恃，称为“雄节”；凡外示柔弱，谦慎自持，称为“雌节”。只有“守雌节”，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见《十六经·雌雄节》）这些思想是对老子的“弱者道之用”思想的积极改造和发挥。正是在此基础上，新道家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 《黄帝四经》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当然在秦王朝时没有受到重视。秦亡之后，西汉王朝在建立之初面临着秦王朝的暴政和秦汉之际的战争所留下的许多困难，经过长期动乱的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汉初统治者们开始重视黄老之学，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哲学。汉初的政治家曹参到齐国为相，就接受了当地黄老学者盖公的建议：“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史记·曹相国世家》），从而取得治理齐国的良好政绩。萧何死后，曹参调回中央任相，又继续奉行这一统治原则。汉初的文帝、景帝和窦太后（文帝后、景帝母），也都好黄老之学。影响所及，满朝大臣都“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窦太后甚至用残酷的手段去惩治那些不听话的儒生。 因此，在汉初几十年中，新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促进了汉初阶级矛盾的缓和与农业生产的恢复，取得了“文景之治”的实际成效。新道家在汉初数十年间据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对于汉初新道家思想，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有过相当精辟的概括：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在这里，司马谈指出了新道家的思想来源，指出了新道家的思想特征，肯定了新道家的思想价值。这是对新道家思潮的一个总结。 二、新法家思潮 汉初的新法家，与先秦法家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对于秦亡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批判了韩非的极端化的思维模式和秦始皇对于暴力、专政的迷信。同时，他们又承继了先秦法家力主革新的传统，针对西汉王朝所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提出了最激进的改革措施，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来巩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国家。 汉初新法家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当推贾谊。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西汉初年著名的青年政论家、文学家、思想家。他少年博学，二十岁时即因精通诸子百家之学而被推荐为博士，深得汉文帝的信用。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遭到了许多资深大臣的反对，旋被贬谪，被派到远离长安的长沙做有职无权的闲官，郁闷而早逝，卒时仅三十三岁。司马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