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万岁”.docVIP

“农民万岁” 　　我比较喜欢怀旧的东西，对时尚不感兴趣。长衫、旗袍、太师椅等等，怎么看怎么舒服。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比较喜欢，这是一个真正觉醒的年代。至于作家导演，我觉得我没有当导演，只是把笔换成了摄像机。 　　电视剧《星火》在央视播出后，居然创下了高达12.16%的收视率，超过了《亮剑》《乔家大院》。而“农民万岁”的呐喊更引起了大家对农民问题的更大关注。日前，《星火》导演刘毅然接受了记者采访。 　　 　　《星火》意外“燎原” 　　 　　大众电影：《星火》在没有太多大牌演员，没有太多的宣传的情况下， 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你没有想到吧？ 　　刘毅然：是的，第一周收视率是9%，第二周是10.6%――这个数字超过了《乔家大院》，而最高的收视率是12.16%，超过了《亮剑》。我有两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虽然我知道农民很爱看，但是没想到收视率如此之高；第二个没想到是在知识分子圈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文章都通过《星火》关注今天的农民问题。《读书》杂志专门举办了一个关于《星火》的高端论坛。 　　大众电影：收视率如此之高，你觉得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刘毅然：人间自有真情在，老百姓要看他们想关注的东西。 　　大众电影：为什么当初要选择拍这么一部电视剧呢？ 　　刘毅然：我们一直在拍现代文学名著系列，拍到《星火》了。这是根据叶紫的小说《星》《火》《丰收》改编的。这算是我继《我亲爱的祖国》之后做的第二件高尚的事。 　　大众电影：但叶紫这三个短篇内容有限，你是怎么做成32集电视剧的？ 　　刘毅然：叶紫的三个短篇《星》《火》《丰收》，加起来不到三万字，而电视剧的剧本有五十万字。等于大多数是我们重新创作的。但是叶紫这三万字，已经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青年作家对当时农民受压迫的不满和呐喊。叶紫的父亲和姐姐都是参加过农会的，最后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头，在刑场上，两人争着上绞刑架。叶紫不到30岁就被迫害致死了。鲁迅专门为其作品写序。本剧由原《读书》杂志主编学者黄平、作家余华、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和我共同策划，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王中忱教授担任文学顾问，韩毓海、张文钟和我共同改编。我们的希望是实现两代作家和学者对于历史、爱情、人的命运、青春和生命的共同探寻，真正意义上的改编应该是精神的继承。 　　大众电影：看来你对农民感情很深，你当过农民吗？ 　　 　　刘毅然：我的祖上是农民，我的老家在江西老区。我的父亲是放牛娃，10岁的时候，老家闹饥荒，他就跑了，后来碰到了南下的部队，就当兵了，后来上了大学，到北京当了技术干部。父亲一直对农民充满了感情。拍《星火》期间，父亲重病要动手术。在我推着他进入手术室的电梯里，父亲对我说：“你一定要把《星火》拍好，好好地歌颂农民，一定要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父亲进入手术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星火》首播后，我专门去八宝山公墓，对父亲说：“爸爸，《星火》播出了，而且在中央一套播出。”为什么父亲如此强调在中央一套播出呢？因为老家的农民只能收到中央一套。 　　 　　以摄像机为笔 　　 　　大众电影：你当导演是从《霜叶红似二月花》开始的。 　　刘毅然：1994年，我和好朋友王中忱、余华、韩毓海一起想为茅盾诞辰100周年做一部电视剧。决定把茅盾没有写完的作品《霜叶红似二月花》续写、改编成电视剧。当时也找了一些导演，谈了两次，发现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茅盾不是很熟悉。因此，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导演人选。 　　大众电影：那就自己来？ 　　 　　刘毅然：后来，我和余华、王中忱等几个人一起在社科院边的一个小饭馆吃饭，他们说：“毅然，你来导吧。”这触动了我的神经。1988年田壮壮拍《摇滚青年》的时候，他让我去现场看看。在天安门后面的故宫午门，拍一场与孩子们唱摇滚乐的场景，几百个孩子，打了几百盏灯，特别亮。孩子们一起跳霹雳舞。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我在军艺讲“影视创作”的时候看过很多电影。因为讲课，也接触了法国作家电影，像罗伯?格里叶、玛格丽特?杜拉斯他们那样用摄影机作笔，在银幕上写作小说，我非常喜欢。法国作家可以拿摄影机作笔，我也可以尝试一下。不就拍个电视剧嘛，也不管那么多了，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大众电影：《霜叶红似二月花》其实你们是在续写茅盾？ 　　刘毅然：是茅盾先生没有写完的作品，小说只有13万字，我们增加了15万字。我们的观点是尊重原著，是一种精神上的发扬。也引起了争议，说我们改得太多了。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反响还不错，开了个研讨会。很多大学生都去找小说原著看，《收获》还把矛盾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重新发表了。《霜叶红似二月花》参加了好莱坞首届电视节，而且被美国《世界日报》评为10部华人优秀电视剧，被香港凤凰台列为建台开播的电视剧。经济上也不错，投资商的钱都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