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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马嘶岭拷问的灵魂 　　摘要　肩负着踏勘矿藏，为世代居住在马嘶岭这个偏僻、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重任，以祝队长为首的六名踏勘队员走上了神秘的马嘶岭。但他们却被雇佣的挑夫九财叔和“我”全部砍杀。这悲惨的结局，令人震颤。殷殷鲜血浸透的马嘶岭对人们灵魂的声声追问，在辽阔的天空回荡，谁来给它一个准确的答案? 　　关键词　血案　九财叔　生命追问 　　 　　九财叔是陈应松中篇小说《马嘶岭血案》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故事的发生、发展极其悲惨的结局，都是由九财叔造成的。九财叔的命运结局，承载了小说所反映的极其沉重的社会问题：社会的发展，如何用现代的文明之光烛照社会边沿人物的生活，救他们于苦难，让他们与其他社会成员一起享受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当然，这种拯救可能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却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进中需要解决、而且是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否则，“马嘶岭式”的血案还将不可避免地要发生，那么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其本质的意义。 　　探索九财叔命运的历程，无疑会发现其有一个从聚合到裂变的过程。 　　九财叔是社会底层的一个边沿人物，边沿到无籍可考。小说将九财叔置身于群体之外的贫困泥潭，属于既没有经济地位，更没有政治地位的社会成员之一，这就不仅非常强烈地突出了他的边沿性。而且也强烈地突出了它的典型性，具有非常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其悲剧命运的震撼力、渗透力和穿透力也就当然地达到了极致。 　　九财叔居住在偏僻的深山里，几乎与世隔绝，山外丰富的世界与他无缘。他上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下有三个尚为年幼的女娃，妻子早已离开了人世，一家人生活的全部重担都落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尽管他无休止地辛勤劳作，仍然是“家徒四壁”，没有像样的家具，没有像样的服饰，一日三餐只有靠洋芋充饥，而他长年种洋芋刨洋芋所使用的农具，仅有一张板锄一张挖锄，连第三张锄都没有。一年辛苦到头。他不仅连两块钱的特产税都交不起，就是给女娃们买个“红发卡”也不能遂愿，更不能满足他们上学的心愿。他给孩子们提供的，只能是让“三个女娃挤一床棉被，那棉被破鱼网似的”，每天在家自娱自乐。“有一年他胸口烂了个大洞，没钱去镇上买药，就让它这么烂，每天流出一碗脓水”。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负担，让他过早地失去了同龄人所特有的精神面貌，脸也黄了，皮也松了，眼睛也没神了，满脸花白胡子，蔫不拉唧的，“内心快坍息了，只等哪一天一场大病，或是喝酒喝死，阎王爷安静地把他收去”，“跟他同庚的八大脚我爹，见了都不敢喊他九财弟，恨不得喊叔”。 　　为了改变贫困的生活，九财叔揽下了做踏勘队挑夫的活计，每个月可以得到三百元的工钱。三百元对九财叔来说，无异于天上掉下了一块大馅饼，“是抱金娃呢”，这撩拨起了他心中那个早已枯死的欲望。他多么希望早点拥有这三百元啊!于是他怀着对三百元钱的无限憧憬，抛却了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和三个未成年的女娃，跟随踏勘队走上了马嘶岭。但这是怎样的一份活计啊!每天挑着一两百斤的东西，在踏勘队员徒步都困难的马嘶岭上翻山越坎，过河上坡。每次担子上肩，都压得他咬着牙，腰椎一节一节地往下趴。“人站起来了，腿都在哆嗦”。当他挑着那么沉重的石头踏上无穷无尽的山道时。“心里就像压着一块石头，脚上绑着两块石头”，“百多里的路”，尽是峡谷，险峰，乱石滚滚的高地，龇牙咧嘴的悬崖。其问，九财叔曾三次遇险，一次是遇到野猪群，差一点丢了性命：另一次是在雨中陡峭、狭窄的山路上，被一群鬣羚裹挟，又几乎命丧黄泉：第三次是在下山购粮食时，腿上中了猎枪，又差一点死于非命。在踏勘队劳作其间，他所承受的这份苦难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与其说他在用血汗挣这三百元工钱，不如说是在用生命作赌注! 　　贫困的九财叔每月三百元的工钱不仅没办法与小杜、小谭、王博士“一月轻松拿好几千”相比，更没办法与拥有三部手机、两辆“乌龟车”的祝队长相比，尽管他付出的劳动是巨大的。这种天壤之别，让他看到了不平等，心理上产生艳羡，进而在不断的被蔑视中，艳羡变为愤恨。愤恨变为仇恨。 　　九财叔不仅在经济上受着沉重的折磨，在精神上同样也受着煎熬。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说物质生活的贫困压垮了九财叔的身体。那么精神上的沉重负担让他的身心彻底坍塌。 　　九财叔精神上的煎熬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妻子的离去，让他变得孤独和寂寞，满腹的辛酸，失去了诉说的对象。年迈的母亲，无法替代妻子的关爱，根本无法抚平起心中的孤寂：年幼的三个女儿，不仅无法分担生活给他的压力，给予他一丝心理上的宽慰，而且还需要他付出更多的心血。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