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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泽悠远 香飘绵长 　　论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对中国地方戏曲生存发展的作用及意义 　　 　　一项艺术事业的发展,自有其盛衰扬抑的客观规律。当它由繁荣、辉煌走向低迷、寂寞之时,坚持守望、以待复兴就成为从业者的要务。其中,从业者主体的努力固然是主要的、第一位的,但来自支持者客体的赞赏和褒奖,同样举足轻重。适时、适度的赞赏和褒奖,可以为主体注入精神动力、营造舆论氛围,还可能超出精神层面、对主体生存环境的实质性的改善起到重要作用。无论程度深浅、力度轻重、广度大小,褒奖都能让主体在困难和迷惘中感悟自身价值,继而重拾从业信心,以稳定的心态和优良的状态继续自己的事业。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以下简称“上海白玉兰戏剧奖”)就是戏曲艺术事业在漫长低迷期中为数不多的一种客体激励,它为众多戏曲演员认清前途、坚定信心、守望艺术、成为名家提供了理由,为剧种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支持。 　　 　　上海白玉兰戏剧奖扶持各地戏曲的背景 　　 　　上海白玉兰戏剧奖酝酿、发起于1989、1990年之间。此时,正值全国戏剧事业普遍滑坡、走向边缘的初期,传统戏曲更是首当其冲。压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商品经济潮流的冲击。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全国。随着城市改造、乡镇开发进程的加快,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遭到抛弃和破坏,全面让位于新兴的工业和商业文明成果。整个社会充满全民经商、追逐金钱的气息;各地政府对于开发工商、振兴经济的兴趣和投入远超文化保护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院团被缩编或撤编、戏院被拆除的现象在各地屡见不鲜。同绝大多数文化人群一样,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状态的戏剧院团演员无法及时调整自己,难以清醒面对和理解自己生产的精神产品迅速“贬值”的事实。 　　新型娱乐形态的冲击。从90年代初开始,电视迅速普及,由城市、城镇而至乡村仅用了5至8年。电视给全国观众带来了观剧方式的改变,足不出户看戏、不买门票看戏成为越来越多观众的习惯。文化的开放带来了西方文娱种类的大量进入,吸引了大量追奇逐新的年轻人,使戏曲市场发生巨大分化。由于以农耕文化为背景的戏曲本身很难适应工业文化的节奏,而其自身的改革尝试又无法让市场满意,因此戏曲难以抗衡代表工业文化的娱乐品种、失去大量年轻观众,是自然的结局。 　　传统文化缺失的冲击。在上世纪民族传统文化所遭遇的一场长达十年的巨灾中,戏曲的损失极为惨重。剧目禁演、剧团解散、剧院拆除、演员改行,众多地方戏曲不是彻底消亡,就是折损大半、奄奄一息;戏曲传承主要依靠口传心授的非物质形态进行,但因众多有成就、有名望的艺人大批消逝,他们身上承载的艺术无法及时和完全地传给后代艺人,造成后代艺人与前辈相比,无论在能戏数量、艺术造诣还是在知名程度上都有着很大差距,各剧种新生的戏曲大师、流派、优秀剧目日渐稀缺。“文革”结束后,以京昆为首的戏曲演艺事业曾迎来短暂繁荣,但终因休养生息、积聚能量的时间不够,剧目和人才的准备不足,使80年代初的那场戏曲繁荣终成昙花一现。 　　更为严重的是,从六七十年代就开始的对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普遍缺失,直至80年代以后急功近利的应试教育模式,造成了至少两代人对以戏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艺样式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的愚昧无知、莫名鄙视和无情抛弃。这种情况的延伸后果是,戏曲不仅失去了大批年轻参与者和欣赏者,而且在十几年后依然难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原因是在以上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他们中的一部分此时或成为文化主管部门的决策者、管理者和实施者,或成为握有强大经济实力的金融家和实业家,简言之,成了社会中坚和文化精英。由于上述原因,指望他们主动将手握的政策或经济资源投入到他们的知识盲区和兴趣盲点――戏曲身上,可能性显然是不大的。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许多地方政府将GDP作为首要目标,在召商引资、开发建设方面花了大力气,而对地方戏曲艰难的生存状况却漠然处之,对本土文化的保护缺乏应有的认知。与此同时,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群因其所受教育的局限,同样不会青睐古老的戏曲,而是将观赏外来新奇昂贵的文艺演出作为时髦享受――尽管他们对于以上两者的认知处于同样极端贫乏的状态。 　　在以上因素的冲击下,各地的传统戏曲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和程度淡出主流文化娱乐圈,直至式微和消亡。在观众大量流失的打击、商业赚钱效应的引诱下,地方戏曲从业人员的个人自信心、群体稳定性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的心态和行为都发生了变形。其中最主要的现象,是外来精英很少注入,内部精英不断剥离,戏曲界人士纷纷改行经商、出国或从事其他艺术门类,坚持者的年龄则逐渐老化、退出舞台。戏曲是活在人身上的艺术,一旦口传心授的传承发生断裂,往往无法修补,这是导致剧种走向灭绝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地方剧种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