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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梅党” 　　 梅兰芳后来的成功,也同他善于同知识分子交朋友有关。梅兰芳“从善如流”,学习的对象还包括票友。他与票友同台演出时,往往戏码排在后面,他经常会早早来到戏园子,到侧幕边仔细观摩票友的演出。 　　 这里插一句,什么叫票友? 　　 票友的来历,出自满清入主北京的初期。刚建立的清政府,派八旗子弟中有表演能力的青年,走到全国去,以文艺形式,宣传以清朝来代替明朝的好处,这些业余演员,都拿着一张皇帝颁发给他们的“龙票”,作为“钦差宣传员”身份的凭据,因此被称作“票友”。后来,这“票友”二字,就社会上用来泛指那些能够登台表演的非专业演员。 　　 梅兰芳的《玉堂春》,是一位名叫林季鸿的外行人士编的。这位林季鸿是福建人,酷爱京剧,可是他连票友都称不上,因为他从来没有登过台。他设计出来的《玉堂春》唱腔非常好听,是梅雨田推荐给梅兰芳的。既然唱腔搞得好,管他设计者是什么身份呢?梅兰芳就采取“拿来主义”,大量采用,这就使得《玉堂春》令人耳目一新,成为梅派新腔的一个标志,天下仿效,流传到今天。 　　 梅兰芳家里的书房叫做“缀玉轩”,“缀玉轩”里的常客,被称作“梅党”。“梅党”中有剧作家、评论家、金融家、学者、记者、画家等。梅兰芳就像梨园行里的孟尝君,“食客三千”。大家聚在一起,审时度势,不时地讨论,梅兰芳应该拿出什么戏。他们研究剧本创作,编新戏。在这个编剧的圈子里,有齐如山、罗瘿公、吴震修、黄秋岳、李释戡、许姬传等人。 　　 齐如山是河北高阳世家,曾经在北京最早的外语学校――同文馆,学习德语和法语,后来旅居欧洲。回国后,齐如山对比了中外戏剧,对京剧产生浓厚兴趣,他看了一些梅兰芳的戏,写信去为梅兰芳提建议,梅兰芳就回信,希望能够约谈。《齐如山回忆录》这么写道: 　　 “我给他写了两年多的信,我还没有跟他常谈过……一因自己本来就有旧的观念,不大愿意与旦角交往。二则也怕物议……三则彼时相公堂子被禁不久,兰芳离开这种营业,为自己名誉起见,决定不见生朋友,就是从前认识的人也一概不见,这也是我们应该同情的地方……及至我到他家,留神仔细一看,门庭很肃穆,本人固然是谦恭和蔼,确也磊落光明,实在是不容易。本界的朋友,来往的已经不多,外界的朋友更少,倒是有几位比我认识他早几年或者一二年,也多是正人君子……或者有人会说,目下还谈到相公堂子,未免有伤厚道。其实不然,它原也是一种事业,数百年来好角都在相公堂子中,这也是不应该被埋没的实事。” 　　 齐如山后来成为梅兰芳的重要幕僚,帮梅兰芳写了不少新戏,如《嫦娥奔月》《天女散花》《牢狱鸳鸯》《黛玉葬花》《俊袭人》《廉锦枫》《西施》《洛神》等等。 　　新戏排练时,“梅党”坐在下面评头论足,提出意见,梅兰芳会非常认真诚恳地听取。当然,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意见,往往也有一个如何“化”的问题,在“化”的过程中,大主意是梅兰芳自己拿,身边还有姚玉芙、朱桂芳等行内人士,帮他具体出主意,排戏。因此凡是老戏,经梅兰芳的改动,搬上舞台后,往往就有了新意。加上“梅党”为梅兰芳搞的一批新戏,包括新编的古装戏、歌舞戏和时装新戏等,梅兰芳给当时的北京舞台,带来一片清新,于是“梅派”二字,呼之欲出。 　　“梅党”除了写戏、编唱腔以外,还干什么呢? 　　 今天,许多演艺界的大腕都有经纪人和做宣传的撰稿人。我这里介绍一位梅兰芳身边的剧评家兼记者,名叫张?I子。他是我们江南人士,原籍上海青浦县,又名张厚载,本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学生。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兴起新文化运动,要“打倒孔家店”,一些学者以西方文化为坐标,来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除了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外,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京剧,称之为“旧剧”。当时批判得比较积极的,是胡适、傅斯年、钱玄同、刘半农等大名鼎鼎的学者,而作为北大学生的张?I子,一个人跳出来同他们辩论,坚定站在捍卫京剧的立场。双方的论文都发表在当时很出名的《新青年》杂志上。 　　 大家想想,一个学生,敢于独自反对和顶撞大师,其中有的还是他北大的师长,结果会怎样呢?――他被校方以“在沪通讯,损坏校誉”为理由,开除了。此时张?I子四年级,正准备毕业呢。此时遭到开除,实在是可惜。 　　 梅兰芳了解张?I子的上述情况后,十分同情,便把他罗致到缀玉轩里。张?I子本是“梅迷”,后来他在记者生涯中,发表了许多关于梅剧的评论,成为梅派艺术的极力鼓吹者。 　　天时,地利,人和。不言而喻,梅兰芳此时,已经从一个一般的演员,成为角儿了。 　　 　　可是,在北京成了角儿,还未必能够得到整个梨园行的真正认可。大家把目光投向上海。当时,上海已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而且有外国人的租界,文化上比较开放。南下的名角所赚的包银,比在京城多几倍甚至几十倍。上海对角儿很注意商业化的包装。比如一个名老生出台,在北京的宣传往往就是戏园子门口挂一个水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