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士多情方呐喊　书生意气乃独行.docVIP

猛士多情方呐喊　书生意气乃独行 　　我与戴鹏海先生初识于上海,屈指算来不觉已近40年矣。1978年后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读书、工作,京沪之间虽有关山阻隔,但因在学术领域观点相近、意气相投,又共同经历过中国乐坛若干惊涛骇浪,彼此相知日深,交谊益笃。80-90年代我常去上海出差,多寄宿于他的办公斗室,戴公及其妻女待我亲如家人,相处十分融洽;一次在他家吃饭,嫂夫人笑盈盈端出一大碗风鹅,不多时竟被我狼吞虎咽一扫而光,直令戴公全家瞠目结舌。如今提起这件饕餮趣事,仍教戴公和我喷饭不止。 　　也是各自性格使然,我与他也时常在某些问题上各持己见,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也互不相让,甚至有一段时间发展到互绝往来的地步,当然最终还是和好如初。40年来,我待他亦师亦友,他待我如弟如徒,堪称忘年之知己、莫逆之诤友也。 　　今年正值戴鹏海教授80寿诞,且就我所接触到的某些侧面,将老人家之人品、学品如实写来,以为先生寿,兼飨读者。 　　 　　一 　　 　　戴鹏海,湖南长沙人氏,出生于书香门第,幼年熟读诗书,博闻强记,国学根底深厚,至今背诵古人警言名句,常常张口就来,每每分毫不差。早年钟情于音乐创作与戏剧表导演理论,并热心搜集民间音乐。1956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拜丁善德、桑桐、陈铭志、邓尔敬等教授为师,与陈钢、王西麟、陈鹏年诸人同班。这番学习经历,为他从事音乐创作与理论批评奠定了坚实的音乐工艺学基础。毕业后到上海歌剧院从事音乐创作,与梁寒光、朱践耳、商易等著名作曲家皆为同事;其间先后参与大型歌剧《嘉陵怒涛》、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和《椰林怒火》的音乐创作,并独立为小歌剧《借刀》和《把关》、三人舞《新春乐》、独舞《送余粮》作曲。以上节目均于“文革”前上演。日后他对歌剧艺术情有独钟,热心编歌剧刊物,潜心从事歌剧研究且卓有建树,其源盖出于此。“文革”前期,因遭政治迫害锒铛入狱,与国画大师林风眠同囚一室。一场人间浩劫,三年牢狱生涯,令戴鹏海对历史、对人生、对极左思潮和社会不平怀有痛切体验和深刻感悟。1983年2月,被正式调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专事音乐学研究并长期担任贺绿汀老院长的学术助手,在与贺老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深受其崇高学品和硬骨头精神的耳濡目染和熏陶,他在为人处世和学术研究中对于“不虚美、不趋时、不苟且、独立思考讲真话”原则的不懈坚守,依稀可以看出贺老品性的影子。 　　 　　二 　　 　　作为音乐学家,戴鹏海的主要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音乐思潮及创作研究与批评、歌剧史论研究诸领域,数十年间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国家改革开放大环境为他的理论批评活动注入了冲天一跃的原动力,蕴藏着的巨大学术能量被充分调动起来、发挥出来,此间公开面世的著作和论文,在音乐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作为戴鹏海在学术研究中同学科、同方向的同行,对他高度重视学术资料建设、特别是近现代当代音乐史上第一手资料的挖掘、整理、分析、研究所付出的无数艰辛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感佩之情。就我亲自接触到的事实而言,他为挖掘某些被历史尘封已久的珍贵史料,曾多次不辞辛劳往返于京沪之间,为了给学校节省经费,不住旅店而挤进我的办公兼起居斗室,不坐出租而甘乘公共汽车,不进馆子而对我做的粗茶淡饭甘之若饴;清晨便早早出门,一头扎进北大图书馆、中国音协资料室等单位,在发黄的旧时书报杂志中大海捞针,于堆积如山的陈年档案里秘境淘宝,不到管理员催促下班绝不罢手。即便连续数日一无所获也处之坦然,视之为资料工作的常态;有时也为偶有发现而欢呼雀跃,将它当作可遇而不可求的意外之喜。我不知道在全国本方向的同行中,还有哪一个学者手头掌握的学术史料能如戴鹏海这样丰厚和坚实。加之他的记忆力惊人,又在学术研究中敢于据实直言,因此凡有学者在公开出版的著述中出现明显而严重的史料错讹,必逃不过他火眼金睛般的审视,并以翔实史料指出其谬误所在,他的长篇论文《惟史不可以为伪――秦启明〈冼星海年谱简编〉伪误实录》①、《马思聪音乐活动史料拾遗――兼评叶永烈著〈马思聪传〉》②既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更为彰显史学研究中的史料第一性原则树立了一座标杆。 　　更令我感佩的是,以戴鹏海的学识和修养,本可在创造性的学术平台上大展身手、著书立说,但他却偏偏钟情于为老一辈音乐家纂年谱、编文集和作品集――长期以来,独对洋洋史料,甘于默默无闻,翻检抄录、笔耕不辍且乐此不疲,在资料收集整理和实际写作中投入了难以计数的时间和精力。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于是乃有《李元庆年谱初稿》③、《陈铭志年谱简编》④、《贺绿汀大事年表》⑤、《吴伯超生平事迹备忘――吴伯超百年诞辰纪念》及《为了不该忘却的纪念――吴伯超先生百年祭》⑥、《丁善德音乐年谱长编》⑦、《陆华柏音乐年谱长编》⑧、《萧友梅音乐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