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双城的电影情怀.docVIP

欧洲双城的电影情怀 　　影像记录了城市，同时更在生产着城市。电影城市的奇妙，就在于两者相互定义的绝妙瞬间。 　　 　　自从19世纪出现了伦敦和巴黎这样现代意义的大都市，人们开始发现，城市，激发了人们从未有过的想象力，并且赋予人们新的知觉。现代人、现代性与现代城市混杂一起，互相孕育，不断成长。影像也是这样，它记录了城市，同时更在生产着城市。电影城市的奇妙，就在于两者相互定义的绝妙瞬间。 　　 　　 　　伦敦：杂种影像 　　 　　有人形容说：“伦敦在英国电影的制作中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元素，以至于就像一说到美国电影就要提及‘西部片’一样，一说到英国电影就要提到‘伦敦片’。英国首都的意像和在电影里使用或者拒绝这一意像的做法就可以确定故事的民族性。”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充满了大量适合电影化的元素：古典／当代、白人／移民、贵族／平民、社区／迁徙、融合／破坏、异性恋／同性恋……这一切复杂、明显而迷人的所在为英国电影提供了叙事原动力。 　　大家或许犹记得2008年8月24日的北京之夜。在奥运会闭幕式美轮美奂的盛大狂欢之中，英国人为我们带来了一抹别样的欢愉。与中国主人偏重展示自身灿烂历史文化的怀旧热情不同，8分钟的“伦敦时间”几乎倒向了另一个时空的极端：真诚吟唱《上帝保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的多元族裔面孔、混血女歌手莱昂娜?路易斯与“齐柏林飞艇”乐队传奇吉他手吉米?佩奇的精彩老少配、亚裔小女孩和白人球星贝克汉姆的足球秀……凡此种种，无不刻意摒弃了不列颠帝国昔日引以为荣的贵族仪态、白人至上和田园气息，反而凸显出多元文化主义主导下的缤纷动感的当代英国新景象。 　　不过，更关键的在于，伦敦不仅是“多元的”，更是“杂糅的”，伦敦是世界上少有的真正的杂种世界都市（hybrid metropolis）。杂种化是对多元化的进步，它既重视身份认同，也欢迎沟通交杂，在尊重各种社群、传统、边缘和弱势文化的基础上，也承认一个人可以同时有多种根、多重身份、多重嵌入。这种人的多重性，反身理解便是城市的多重性和包容感。于是，我们可以在当代的伦敦影像中，寻找到第一部描写英国黑人生活的《压力》（Pressure，1976），描写跨族夫妻试图追寻生活、爱情意义的《山米、露西的二三事》（Sammy and Rosie Get Laid，1987）以及描写白人中产阶级浪漫神话的《诺丁山》（Notting Hill，1999）。有意味的是，这三部风格、内容、票房完全不搭的影片竟然都发生在伦敦西区的同一座标：诺丁山，这个与英国皇室、黑人社群、爱尔兰移民和社会新富阶层都渊源颇深的地方。 　　因此，诺丁山成为了一个多主体的杂糅空间。同样的地理景观在不同的时空中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多重编码的现象，无疑使我们对地理景观的理解变得复杂――以至于当英国电影批评界发现在完全好莱坞倾向的《诺丁山》中竟然一个黑人都没有，都难免不以为然地挖苦一番。从某种角度讲，现实中诺丁山身着的维多利亚时代外衣确实适合于白人情节剧的拍摄，它似乎隐隐地包含了白人群体对怀旧历史、优势阶级和物质迷恋的自我标识（甚至，电影制作方可以熟捻而“不知羞耻”地“拿来”其他地区的景观来强化这种感觉 ），不过它对外来移民而言同样富有含义――在全球和本地的双重影响下，离开故土的移民自然要对“家”给予重新定义，于是他们找到了宽容民族和族群差异的伦敦。我们在《山米、露西的二三事》中看到，当来自巴基斯坦的老爸失望于伦敦从一个“文明的中心”堕落为“垃圾堆”，敦促儿子赶紧返乡的时候，儿子回应道，他和他的白人妻子“属于并热爱这座城市……我们都不是英格兰人，但我们是伦敦人”。 　　地理景观的多主体叙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导演在截取城市断片时手法的差异性。譬如，《山米、露西的二三事》的导演史蒂芬?弗里尔斯（Stephen Frears），虽然深受正统英国风格的林赛?安德森和卡莱尔?赖兹影响，却也是英国导演中跨界气质最明显的一位。1986年他拍摄的低成本电视电影《我美丽的洗衣店》，引发了评论界的极大热情，并被冠之以“英国新电影”的标识。在他的摄影镜头下，伦敦可以是纯粹的（《女王》，2006），可以是混杂的（《我美丽的洗衣店》），甚至是消失不见的（《肮脏美事》，2002）。尤其在《肮脏美事》这部批评界交口称赞的影片中，竟没有一个正统的盎格鲁－萨克逊白人角色出现――在这部涉及伦敦非法劳工、血泪工厂和器官买卖的惊险影片中，世界影像遮盖了人们熟知的唐宁街、威斯敏斯特宫、特拉法尔加广场和 　　大本钟，由此，杂种城市伦敦也再一次以一种新的面孔变装登台。 　　 　　巴黎：现代漫游 　　 　　 　　巴黎有历史、有时尚，因此也有了漫游者（flaneur）。这个意向出自于浪漫诗人波德莱尔笔下，却成了他个人的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