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严歌苓对中国女人之“最高雌性”的文学书写.docVIP

评严歌苓对中国女人之“最高雌性”的文学书写 　　摘要　严歌苓把“母性”视为中国女性“最高层的雌性”。经过其大量文本的演绎，“最高的雌性”已成为严歌苓笔下一系列中国女人所共有与特有的神韵。对这种“最高的雌性”的执著书写，使严歌苓的作品在当下中华女性文学中显现着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魅力。深入探究严歌苓这一创作特色，对推进当下中华女性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严歌苓　中国女人　最高雌性　独特神韵　真实深沉 　　 　　行走干中西文化之间的严歌苓，以一种“宽容”的态度追求着超越政治与特定意识形态的“永恒”。她关爱着她笔下的那群女人们，“她们都是性感的，卑微又高尚，沉重又轻灵”。在她的笔下，无论是扶桑还是小渔，无论是孙丽坤还是文秀，大都生活在时代社会的边缘地带，而不是在谱写壮怀激烈的英雄史诗。因为，“女人不在乎历史，只在乎心里的情感世界。女人的情感史就是她的史诗。”她们没有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消解自己作为中国女人的“母性”，始终坚守着一种带有历史纵深感的精神状态，这就是被严歌苓倾情描写的“最高的雌性”。 　　一、何为“最高的雌性”? 　　在严歌苓的文学辞典中，“最高的雌性”即为“母性”，这种“母性包括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表现在她的作品中。这种“母性”就是扶桑在唐人街六尺宽的街道里用女人的肉体去满足了男人们欲望的发泄后，仍然“宽恕了站着的人们。原谅了所有的居高临下者。”也是少女小渔对于江伟的始终忍让和对于意大利老丈夫最后的宽恕以及田苏菲对丈夫给她带来的一切痛苦的宽容接纳。 　　这种“最高的雌性”是严歌苓笔下之中国女性的精神核心，因为这种精神状态不仅表现在扶桑、小渔、田苏菲等人物身上，而且表现在徐群山，耿荻这些“中性化”的女人身上。《白蛇》中的徐群山为了解救孙丽坤，冒着危险扮成男人闯入她的围墙。也为了成全孙丽坤正常的生活，她熄灭了自己对于“超然于雌雄性恋之上的生命”的渴望。《拖鞋大队》里内性缄默的耿荻更是整个“拖鞋大队”的监护人，这个“高尚，体面的将军女儿”，却成了这一帮可怜的“牛鬼蛇神”的孩子们的领头人。她调节着女孩们的纠缠与离合，也忍受着女孩们的猜忌与无理取闹，直到一切真相大白，在浸着尿液的血泊里证明自己也“是个地道的女的”。 　　依据严歌苓的书写。我们可以把她作品中这种“最高的雌性”归纳为三类：一是情感指向性。严歌苓笔下的女人多是二十世纪之中国的杜丽娘，她们为情生，为情死，以近乎痴的情感谱写着女人自己哀婉的史诗。因为她们是女人，因为她们多情，所以她们往往轻易的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她们的人，并为了她们所爱的情人们忍气吞声，受尽折磨。在严歌苓的文本里，我们可以看到扶桑披挂着她十斤重的刺绣猩红缎袄，在刑场路上跟带着十斤重刑架的大勇拜堂时的义无反顾，也可以读出她把指证克里斯参与奸淫罪行的那枚纽扣宝贝似的珍藏在自己发髻之中时的那份痴情。我们与其说田苏菲一生是在为自己认为的幸福生活奋斗着，还不如说她是在为自己的爱情在反抗在努力。她爱得有些一厢情愿并无怨无悔，从她拒绝都汉选择欧阳萸的那一刻起，便意味着她为情感拒绝了生活的浮华，投向了爱情的真实。二是付出给予性，这种付出往往是倾其所有、心甘情愿和不图回报的，这是一种母亲对于孩子式的付出。这样的给予往往也是无意识的，它作为一种雌性的本能在暗地里支配着严歌苓笔下女人的行动。田苏菲用生命谱写的是一部典型的给予性女人史诗，自始至终，她都在为了欧阳萸决绝而悲婉的付出着。在这一点她上像极了《灰舞鞋》中的小穗子。为了一场电缆前英雄救美式的恋爱。为了邵东骏，“她什么也不在乎”，“她怎样当上兵的。太艰难的一个过程，她却要把什么都一笔勾销，只要他。”三是宽恕忍受性。这是前面两个性征决定了的必然结果。她们尊重情感，以情为天，她们甘愿付出，义无反顾，所以她们就必须善于忍受。与波伏娃在她的“独立宣言”中所高呼的“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截然相反，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们往往带着中国女人传统的温柔与顺从，她们所具有的忍受性也带着历史的沉积与时间的修炼，扶桑就是严歌苓笔下“忍受”一词最鲜明的代言人。面对性，生活，精神的三重折磨，她至多是“缄默的笑笑”。她被放在竹床上“款待”最卑劣的男人，被排在卖场里以“六元一磅”的价格拍卖，被搁在竹帘后让人参观她的“三寸金莲”。被蘸了盐水的鞭子抽。被戏场里同坐的太太小姐嫌弃。但她“只是一次次包容，如同雾包容无论多嶙岣的礁石，无论多汹涌的海浪。”如果说：“《扶桑》写的是个神女变成女神的故事。”那么，田苏菲也以“母性的宽容接纳了丈夫带给她的一切痛楚”，“包容了欧阳萸对她感情的不忠，带给她种种心灵上的伤害。” 　　包含着“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的“母性”被严歌苓视为“最高层的雌性”，并在很大程度上统领着严歌苓对于女性的叙述，这也是严歌苓笔下女性的诱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