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路上塑“哨兵”.docVIP

南京路上塑“哨兵” 　　当时八一厂演员剧团、北影演员剧团都分别演过这台话剧，这些电影厂的演员演得不一定比原班话剧演员演得差，但周恩来为什么坚持拍电影时一个演员都不能换呢？王苹理解总理的意思是担心表演风格不统一，怕因演员更换而“夹生”，影响了原话剧的整体风格。 　　 　　 　　“虎将”讨要“买路钱” 　　 　　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是根据同名话剧改编摄制而成的，追溯该剧的由来不能不提到赫赫有名的“虎将”王必成。他虽面白体瘦看似文弱，但打起仗来却骁勇无比，由于天生一对大虎牙，从小即有“龇牙虎”之称。1955年，王必成从抗美援朝战场凯旋而归，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1959年7月23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长篇通讯，记述了这支来自胶东的连队进驻上海后在南京路执勤，自觉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好八连”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毛泽东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八连颂》，中央军委作出全军向“好八连”学习的决定。由此，王必成萌生了将八连事迹搬上舞台和银幕的想法。 　　1960年5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结束舟山视察路经上海，随行的有南京军区文化部长、创作过《南征北战》等作品的沈西蒙。王必成一看机会来了，见了沈西蒙便说: “这一下，你要留下买路钱。我知道你的钱也不多，留不起，那就算了，但是你要帮我们做件事，要为我们‘好八连’写个戏啊！” 　　沈西蒙当即表示:“宣传‘好八连’，这是好事啊！但我有个条件，到八连去蹲一段时间。”王必成一口答应: “没问题，你要蹲多长时间就蹲多长时间，一切由我来安排。” 　　就这样，本是“过路客”的沈西蒙便剃了个光头来到八连蹲点，与战士们一起站岗、打草鞋，一起推着粪车给田里送肥料，战士们和他无话不谈，因而很快就收集掌握到大量的生活素材，其中不乏拾金不昧、精打细算、克己奉公等众多生动的事例。然而在几个月后坐下来进一步加以整理、研究时，沈西蒙却发现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怎样把诸如拣到一分钱、节约一粒米、身穿补了38个补钉的破衬衣等好人好事编成戏？经过反复思考、讨论，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沈西蒙脑中跃然而出：要跳出“好八连”写“好八连”，才能写出“好八连”，必须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 　　沈西蒙又回到了八连，重新访问了当年参加解放上海的连长张继保、指导员刘仁福、从志良等，听到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一桩又一桩使人发笑而又令人深思的趣闻：一位战士命令人力车上的胖乘客下来拉瘦车夫；一位副连长用仅有的津贴买了一双花袜子，并带头学会了跳交际舞等等……了解到八连没有趴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相反却成功地打垮了敌人，是经历了极其艰苦的自身斗争过程的，从而找到了必须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才能使人民解放军永远成为一个战斗队的主题。 　　思路一经打开，由几十个指导员化身而成的路华；集合了上百个连、营长个性特点，甚至将一级战斗英雄刘奎基“指挥唱歌打拍子”的习惯动作“据为己有”的鲁大成；以一位留恋大城市生活的副连长为原型的陈喜；以听到过路女人说了声自己“哟，这个兵好黑格”后回到营房大哭一场的一位战士为原型的赵大大；以曾是好八连新兵，当时已复员当上翻砂工的童新根为原型的城市兵童阿男；还有自由浪漫的青年学生林媛媛、支前模范春妮、老班长洪满堂等等人物纷至沓来，各展身姿，跃然纸上……就这样，从生活到艺术、从素材到作品，这出戏前前后后整整写了两年，改了四遍，剧名也由最初的《南京路进行曲》，相继改为《霓虹灯下遭遇战》《霓虹灯下的奇兵》，最后在排演中正式定名为《霓虹灯下的哨兵》。 　　 　　 　　起死回生一片“虹” 　　 　　由于《霓虹灯下的哨兵》突破了表现部队生活往往离不开战场、操场和营房的习惯路数，将其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之中，而且让敌我矛盾与内部矛盾交错在一起，甚至还有排长闹离婚、战士公然离队出走等情节描写，因而当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将它排练出来，提交有关方面审查时遭到了否定，理由是该剧描写的军队干部和士兵都有缺陷，有的还被塑造成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影响变质了，给解放军的脸上抹了黑，歪曲了人民军队的正面形象。对戏里人物的评价是：赵大大可怜，被人看不起；童阿男可鄙，是个逃兵；陈喜可恶，是个陈世美。有关领导还下了一道命令：《霓》剧稿本不许外传。 　　就在此时，中国戏剧家协会准备召开一个话剧、新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中心内容是促进百花齐放方针的真正实现。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国剧协在召开会议之前先派出几个小组分赴全国各地了解创作情况。负责华东组的是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张颖，她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因主编《剧本》杂志与全国很多剧作家都有交往。到南京后，张颖与沈西蒙多次交谈，再三询问，他才说出“写了个新剧本，已经被军区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