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君仁《花儿王朱仲禄――人类学情境中的民间歌手》.docVIP

评张君仁《花儿王朱仲禄――人类学情境中的民间歌手》 　　2007年12月22日，85岁的“花儿王”朱仲禄先生在青海西宁家中辞世。朱仲禄是把花儿艺术推向世界的功臣，他见证并亲历了花儿由山沟走向世界舞台的全过程。张君仁博士的《花儿王朱仲禄――人类学情境中的民间歌手》（2０04）是对朱仲禄一生花儿事业的传记，不仅翔实地记录了朱先生的生平、花儿道路，更将其一生演唱的作品以文字的形式永远地留给了后人。在此著作出版几年后的今天，在朱仲禄先生逝去的日子里，深入地认识这部著作的诸多方面，无论是对缅怀先人还是提升音乐研究的理论高度都是有益的。 　　 　　一、著述简介 　　 　　张君仁教授攻读福建师范大学音乐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花儿王朱仲禄――对一个民间歌手的音乐人类学实验研究》，2004年6月由敦煌文艺出版社以《花儿王朱仲禄――人类学情境中的民间歌手》为名出版。本书是对朱仲禄这位民间歌手的专题探讨，通过对其个人经历和所作所为进行客观的描述和主观的解释，从音乐人类学的独特视角，对一个特定文化现象中的诸种关系进行分析。此书的出版在为我们贡献了一部花儿文化遗产的同时，进一步确立了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名称、理论方法和一种音乐人类学的传记研究方法。也为民族音乐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视角和范式。正如乔建中先生所言：本书“以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手为研究对象，通过其生活经历、传唱实践和创造性艺术成就，探索其与特定歌种之间多方面的渊源关系，这在国内以往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中还是一个空白。”① 　　著作由紧密联系的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作者以“传记研究法”为基本方法，以花儿王朱仲禄的人生历程为主线，全面考察了歌手、花儿、社会、历史、政治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诸种关系；第二部分是本书的理论基础，在理论上给本研究予以学科定位，将本研究归于文化研究领域，借鉴解释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人”及其“文化”的创造与被创造为认识论基础，从音乐人类学的独特视角，考察“民间歌手”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第三部分是以乐谱的形式对花儿王朱仲禄一生作品的记录，共记录了歌词172首，谱例175首。 　　 　　二、著述的特点 　　 　　感慨这部著作厚重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此书有诸多创新与填补空白的特点，也是其成功之处。 　　（一）研究对象的代表性 　　本书的研究对象朱仲禄是西北地区群众公认的“花儿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歌手，是他所处时代的花儿艺术的杰出代表，正如张君仁博士所言：‘民间歌手’即是那些拥有“民间歌曲”的、具有口头创作传统和演唱历史习惯的社会群体之中的，能够在民歌演唱方面起示范和标准作用的个别或一部分”。②朱仲禄正是这样一位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全方位的修养、能够对花儿演唱起到‘示范’或‘标准’作用的对花儿艺术有杰出贡献的颇具代表性的民间歌手。此书选取代表性的研究对象是论题成功的基础和保证。 　　（二）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融合性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作者成为“局内人”以被研究者的角度感受文化的同时，又以“局外人”的身份和视角客观真实地记录研究对象的一切，尽可能地避免研究者本身的文化干扰，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同是西北人的张君仁与朱仲禄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关键之处更在于张君仁作为朱仲禄生前最后一个徒弟，与朱先生学习花儿，直接融入了朱仲禄的生活、艺术圈。本书第一部分朱仲禄的人生传记乃是师徒二人共同完成的，这样的体会、研究当是最令人信服的。 　　（三）研究方法的特殊性 　　本书用的是一种在文学、历史社会学中可以见到的，但又区别于它们的一种“传记研究法”。通过分析朱仲禄的艺术人生经历，折射出他所代表的花儿艺术的发展历程，从中分析出一种艺术与拥有者的共生关系，进而分析出艺术与其拥有者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关系。本书的传记法的特殊之处还在于“生前立传”，不是他人为立传对象立传，而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同完成的，以被研究者自述亲生经历和艺术感悟为基础，通过研究者如实的记录与理论的提升得出被研究者艺术人生的真实写照。 　　（四）理论构建的逻辑严密与层进性 　　本书的第二篇是理论部分，以严密的逻辑和逐层深入的衔接，为分析研究对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在论证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关联与区别的基础上，确立了音乐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为本书的基础；接下来，著者以音乐人类学的方法论证了音乐研究的对象是“人”，即“以人为本”的认识论，进而合理地提出了“传记研究法”作为本书的基本方法，在为音乐研究提出了一个新方法的同时为下文作了铺垫；传记研究法确定后，著者很严格地逐层剥离地将花儿文化的最终代言确立在了“花儿王”朱仲禄身上，以分析朱仲禄的一生来找寻花儿文化发展的脉络。整个著作的理论体系逻辑严密、浑然一体。 　　（五）研究资料的翔实性 　　在著作的第三篇，著者以其扎实的音乐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