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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明代女性贞节观背后的失贞现象 　　［摘要］从正史及官方资料来看，明代女性贞节观念已经得到极大强化，但从正史以外的资料来看，在此类现象背后，实际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现实：在普通民众中，失贞现象依然普遍存在。失贞现象的存在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人的本性不可压抑、家庭经济条件的作用不可低估、明中后期世风变得开放、进步思想家的倡导等，反映了明代对女性贞节的看重和对失贞的容忍同时并存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明代；女性贞节；失贞现象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2-0035-02 　　 　　对明代妇女的贞节研究一向是明代妇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一般认为贞节观念经过宋代理学家的强调到明代臻于成熟，并普及于社会。①但是，当我们尝试从民间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时，却发现情况非常复杂，不能笼统地用压抑人性或封建道德之类的说法进行概述。研究者多是从正史和官方资料或当时官方和政府确立的统治思想方面来推断整个有明一代妇女的贞节观，还可以从野史、地方志、小说以及传统和生活现实出发去寻找历史的真相。 　　一、明代女性贞节观念的强化 　　由于受宋元时代的影响，明代女性的贞节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首先体现在国家从法律上制定了表彰女子贞节的条文，《明会典》载，洪武元年（1368），明政府下诏“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其次体现在列女人数的激增上，《明史#8226;列女传一》称：“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间。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抵。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呜呼，何其盛也！”②文中“不下万余人”表明了当时列女人数很多。《明史#8226;列女传》大约收录了265位，人数已是《元史》中记录的列女数量的三倍以上。这说明明人对待女子贞节问题的态度趋于严格。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史#8226;列女传》中，未婚守贞的女性人数也大大增加。和《元史#8226;列女传》相比，《明史》辑录的未婚守志之女与已婚节妇的比例高达l∶3.33。③可见明代女性守节已经从已婚妇女发展到未婚女子，表明了女性贞节观念的新变化。 　　二、明代女性失贞现象普遍存在 　　实际上，相对于烈、节行为而言，再婚改嫁在民间是一件相当普遍的事情。《明史#8226;列女传》借烈妇王氏父亲之口，道出了当时社会的妇女在丈夫死后的不同处理方式： “其一从夫地下为烈，次则冰霜以事翁姑为节，三则恒人事也。”④虽然烈、节被列为前两等，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列于三等的“恒人事”。“恒”人即常人，所谓“恒人事”，亦即普通人所采取的方式，言外之意就是再婚改嫁。 　　对此，即使明代的一些高层政治家们也等闲视之。据《明史#8226;列女传》记载，永乐年间浙江定海县有一民户，婆媳双寡，家境贫困，“时田赋皆令民自输，孙姑妇相率携幼子输赋南京，诉尚书蹇义，言‘县苦潮患，十年九荒，乞筑海塘障之。’义见其孤苦，曰：‘何为不嫁？’”，⑤永乐时贵为一朝重臣的尚书赛义面对婆媳两寡妇的诉苦，竟责问她们为何不改嫁，可见其态度。 　　褚人获的话明确地反映了17世纪寡妇再嫁的普遍。他说：“妇人再醮，已非美事。有嫁二夫其夫复死，又再醮焉。”⑥根据明朝的法律，关于庶民寡妇再嫁的惟一限制是她们必须等到丈夫去世过了“终七”以后才可以嫁人；否则，其丈夫的族人可以把她们送到官府纠治。⑦蒲松龄曾经为乡人娶妻为贺。“四月代人遣侄女再蘸启”，⑧贺词中提到了新娘是个寡妇。行文喜庆，并无一点滞碍扭捏处。针对下层社会的实际情况，吕坤主张对士大夫家庭和平民家庭的伦理应该分列标准。他说：“贫家男女易杂，小民名节多轻，非若士大夫家，严内外以远别，有礼仪以养心，故愚民贫民不可遽责以圣贤之道。凡决此辈奸情，不可细拘文法，当有法外之精意焉。”⑨吕坤的主张应该被看作儒家思想界和官僚士大夫阶层对社会现实的一个让步。根据这一让步，庶民人家的妇女并不需要像缙绅人家妇女一样严格地实践贞节伦理。清初学者王应奎对理学家提出了批评，他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子固尝言之。然先王制礼，有同居继父、不同居继父之服，则女子改嫁，固非先王之所禁矣……可见古人不讳改嫁，故于文字中见之。今世衣冠之族，辄以改嫁为耻，而事出勉强，驯致无状，反不如改嫁之为得也。往见蒋先生莘田家训中，亦尝言之。其所见与余略同。若如徐女廉之改嫁说，则又教人以偷，而为程子之罪人矣。”⑩根据王应奎的说法，只有缙绅人家才为寡妇再嫁感到廉耻，而这种禁忌反而导致缙绅妇女中的通奸行为。 　　寡妇再嫁现象的大量存在，表明了明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现实：与官方和知识阶层对贞节观的强调不同，在社会下层，女性的行为并没有受到绝对控制。所